一朝去金马，飘落飞蓬。
公元744年（天宝三载）的一个夜晚，秋风摇曳着长安街上酒楼昏黄的灯光，路上行人冷清，堆满一地飘落的枯叶。44岁的李白喝够了酒，眼看宾客散尽，玉樽已空，便又发作了诗兴，留下《东武吟》，然后告别翰林诸公。次日凌晨，他孤单单一人踏上了长达十载的漫游生涯的旅程。
一路上，他经开封、济南，到达齐州，然后南下江浙。夜里，风在林梢月在天。他睡不着，忽然又想起前些年在江陵时遇到的高道司马承桢和道教中人他的好友元丹丘，他想：世人既然弃我如尘土，那些仙友却是爱戴我的，当初刚和司马相见时，他就说过自己“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真是惺惺相惜的意思。此刻，诗人的胸腑里又汹涌起想象的激情，似乎感到“仙人如爱我，举手来相招”了。于是灯下驰书和元丹丘相约：会稽相会，然后同往剡中，再访司马于天台。
也许是命运使然，也许是少年时代就埋下的对“求仙”、“行侠”生活的向往，注定了他和当时的道教名山——天台山结一段长长的缘，好让他清新飘逸的诗雨融入天台山的神魂底魄，滋润着它那古往今来的妖绕；同时，也好让诗人找到一块净土，让紊乱和不安的灵魂有一个可以调理的安适地。
他已是第二次来天台了。在他一生遗留给我们的900多首诗作中，写天台、忆天台的篇章和诗句应该说占了相当的比重，这绝不是偶然的。
五年前的天台之行和这次“前度刘郎今又来”，可以说李白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那时，他有过多少的梦想，曾经给自己的人生编织了多么辉煌灿烂的圣光。他不止拒绝了广汉太守的引荐，就连当时读书人所热烈追求的进士考试，他也没有想到要参加。他以“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而自许，指望一日“出则以平交三侯”一向自比大鹏、良骥。想到这里，一丝苦涩悄悄地爬过他的心头。但是，他没有过多地陷入人生的得意与失意交织的往事回忆中，而在想象着这次旅行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感悟。
他想起五年前登天台山，走的是晋地永嘉太守诗人谢灵运开通的水路。那是一条让人至今难以忘怀，美丽和宁静得可以过滤人世多少浮躁和俗气的水上风光旅游线呵！那一天清晨，他从始宁（今嵊州）出发，乘坐竹筏，溯流而上，经镜湖、若耶溪、剡溪、灵溪、金溪、直达石梁。这200多里长的水路，诸峰耸拔挺秀，层层叠叠群集在幽寂的溪流周围，衬着重重山影，满山浓黛消溶在清流里。水中有山，山中有水，恍如置身人间仙境。弃舟登岸后，他又飞步登上浙东第一高峰——天台华顶山，眺望东海，诗情从心口飞出：
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
门标赤城霞，楼栖苍岛月。
凭危一登览，直下见溟渤。
云随大鹏翻，波动巨鳌没。
风涛常汹涌，神怪何翕忽？
观奇亦无倪，好道心不歇。
攀条摘朱实，服药炼金骨。
安得生羽翰，千秋卧蓬阙。
——《天台晓望》。
那时，他从蜀中出发，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访司马承桢到天台，尽管表达了炼丹成仙的愿望，但这不过是诗人的狡黠，在他心中装载着的仍然是激昂青云的志向，剑未出鞘，锋刃未试，他还没有施展他的抱负呢！
他万没有想到，他走过的这一条路，随后走来了杜甫、孟浩然，走来了刘禹锡、贾岛、杜牧，也走来了“中唐三俊”、“晚唐三罗”……以至成为被后人研究不辍的“唐诗之路”；他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于剡中与道士兼诗人吴筠说道、论剑、谈诗、纵论天下，度过难忘的一段日子，有了天台之行后，他的人生将要走进一个高潮；他万没有想到，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的满腹才华，在这远游途中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可以实现平生“相与济苍生”的理想了。
事情是这样的：李白与吴筠在剡中分手后，吴筠应唐玄宗之召入京，趁这个机会向唐玄宗推荐了李白。另外，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也听到过李白的声名，很愿结识他。
事后李白也说，当时他“名动京师”，这是一点不假的，李白也确实怀着满身的才能。他的诗，贺知章读了，赞赏“可以泣鬼神矣”；他还会论兵击剑，“托身白刃里，杀入红尘中”，可谓骁勇一时；他又善书法，黄山谷说他草书的风格“大类其诗”；善饮酒是不用说了，当时人就称他为“酒仙”；并且还会鼓琴；又健于谈论，当时人称赞他的谈论“李白粲花之论”。面对唐玄宗接连三次下诏，他是喜形于色、踌躇满志。尽管出了远门刚回到家里，他也顾不得妻儿的牵衣挽留，也没有拿“问我西行几日归”的叮嘱往心里去，好男儿志在四方嘛！他仰天大笑出门去，著马快鞭地走向了长安。
现在，从少年时代开始堆积起来的那些学问、见识、韬略可以派上用场了。李白想到，有多少计划等待实施，多少事业要在他的手里成就，他真的跃跃欲试了。可是，他毕竟是太天真太单纯太不知天高地厚太不知朝廷深浅宦海底细了。天宝年间，那个中兴之主唐玄宗，不仅陶醉于他自己“开元盛世”的治绩，也陶醉于身边权臣的阿谀逢迎。他开始沉湎于女色，也沉湎于享乐。他把朝政大权交给了自己的宗室，那个历史上有名的“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使其有了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资本。《旧唐书》说：“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与之善者，虽厮养下士，尽至荣宠。”当年，大诗人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火热的政治抱负，从洛阳来到长安，参加京城的进士考试，但是这一考试在李林甫的把持下，竟无一人及第。奸臣当道，欺上压下，堰蜓嘲龙，鱼目混珠，政治已不再清明。李白是看在眼里的，他曾经批评唐玄宗“彼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由于唐玄宗喜欢斗鸡的游戏，在长安设了“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饲养和训练成千的雄鸡；其余诸王家、外戚家、公主家、侯家，都用高价买鸡，上行下效，遂为一种社会风气。对于擅长斗鸡的人，皇帝特别爱宠，都赏做大官。当时，长安城就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老百姓也是看在眼里的。尽管初到长安时，李白曾受到唐玄宗隆重的接待，而且还“问以国政”，让他做翰林供奉，也就是相当皇帝的顾问。但是，李白很快失望了：他不过是这个朝廷豢养的一个御用文人，宫廷荒淫生活的一个点缀。仕途上要有理性的克制才能稳健地一步一步走下去，而他的根骨里流淌的是诗人的血液，他那豪放浪漫的个性和激情的挥洒也不懂得约束和收敛。“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捧砚”——尽管是千古美谈，却实实在在让他得罪了不少朝廷权贵。他不是政客，没有奴颜，没有卑骨，没有手腕，有的只是才能，如果说还有什么，那就是正直。他不满奸恶卑劣的人物窃居要津，不满贪官污吏的到处横行，他斥责他们简直就像古来的大盗盗跖一样！他的正直没有人赏识，说了也等于白说。在他们眼中，你李白算什么，没有你李白日头不是照样从东边出来，地球照样自东向西旋转吗？当初，唐玄宗入召李白，无非是图个“招贤纳士”的美名，现在可是另一种想法了，说他“非廓庙器”。而李白呢，总感到自己的曲高和寡，又要受到别人的猜忌，小人的是非搬弄和诬陷，更受不了朝廷的那种拘束，对于他来说，没有比这更失望更痛苦的了。那一天，他刚刚下朝，就作诗说：“何由返初眼，田野醉芳樽。”还不到三年时间，他就过不下去了，心灰意冷厌倦了，就想离开长安了。从此，他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回到京城。
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上“三立”方针（立德、立功、立言）始终是封建社会文人的三个坐标。在唐朝，由于盛唐以来逐步形成的安定富庶的社会环境，培养了青年人对事业和功名的强烈追求的理想与愿望，他们希望走进长安，走上仕途，走入中央统治集团的中心，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李白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是真正有才能的人，真正能走进去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即使走进去了，又看到官场并非如原来想象的那么美好，那么纯粹，那么简单，不时地纠缠夹杂着肮脏、卑鄙的人和事，能够出淤泥而不染，清醒地走出那个“围城”怕又是更为罕见。李白仕途的失意，走出长安，其实是李白人生的幸运，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幸运。如果不是这样，在李白遗留的诗作中，那些平庸的在朝廷上献酬的、应景的诗作的比重还会多起来，而诗人的光芒却会黯淡下去。试想，如果玄宗对李白加以高官，晋以厚爵，侍于皇帝左右，甚至在大内赐以豪华宅第，再赐以专用牛车，钟鸣鼎食，成为肉食者，中国历史虽多了一个显宦，却少了一个伟大的诗人。这种情形，历史上并不少见。中国有句古话：“诗必穷而后工。”作诗为什么必须先“穷”？这里的“穷”不一定指的是没有钱，主要指的是倒霉。不倒霉，就接触不了社会基层，就无法了解民间的疾苦，就唱不出人民的心声。没有切身经历和宏观观察，是概括不出这句话来的。李白何尝例外，不然，就不会有《古风》、《北风行》、《秋浦歌》、《远别离》、《将进酒》、《答三十二夜独酌有怀》和歌颂祖国壮美山河的不胜枚数的至今脍炙人口的锦绣篇章。仕途失意却换来了李白诗歌艺术的成熟。
天台山也是幸运的。离开长安游历的路上，一天，他又喝了酒，喝的酒档次还不低，可能是长安的长乐坊或是西市的腔酒、新丰酒，那可都是唐朝驰名海内的名酿啊！酒，又勾起了他的往事，他还解下腰间横挂的那柄龙泉剑，在如霜月色的空庭上起舞，于是，江流为之屏息，群山为之动容！“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泳涕泗涟”——他高声唱道：
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
歌声响遏行云，传遍京城，穿过历史千年的隧道，皇帝、同僚听到了，杜甫、高适、孟浩然这些好友听到了，街坊听到了，后人也听到了。
从东鲁南下吴越，舟行也慢，走一程，歇一程。几个月来，他一直想念天台山的山水，天台的“绿萝月”，天台的琪树、迷花，还有自己的华顶山用茅草修筑的读书堂，以及仙人骑乘的翔鸾、白鹿……以至做梦都在那里遨游。于是，便有了作为他代表作之一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这是一个多么强烈而宠大的场面，群仙好像列队迎接诗人的到来！
他神游于天下仙境，而仙境倏忽消失，梦境旋即破灭，他不得不在惊悸中返回现实。什么“心雄万夫”的抱负，什么“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方略，什么“谈笑静胡沙”的计划都是瞎操心，都付与了东流的一江春水。古时的“圣人”孔子是这样，屈原也是这样。他想，还不如学那神仙，放逐白鹿在那青崖间，什么时候走就走，自由自在地骑着它遍访名山写他自己的诗吧！现在，他终于明白了：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感到：走出长安以后，自己觉悟了许多，清醒了许多，才真正找回了自己，恢复了自己作为诗人的本色！
是呵！李白怎么能离开诗！诗，是他血肉生命的构成，是他灵魂里的长江、黄河，是他驰骋才情的天地，是他寄托理想的精神家园。离开了，就像生命的夭折，江河的断流，大鹏的折翅，良骥的失途。李白属于诗，诗也属于李白！
李白的觉悟，毫无疑问，使他原先确定的价值坐标轰毁了，也逼迫着他对自己的人生只归作一次新的思考。这时，他一定意识到了！自己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永远也不会消蚀，这正像那些虚伪地逢迎谀上的斗鸡蹴之徒，尽管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我，李白，还是李白，一个不再为功名利禄所累的李白。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走出长安，确实是对自身的一种超越，一个彻里彻外的醒悟，是值得文学界擂三通鼓点，大事张扬的一件幸事。
因为，李白不仅成全了自己，也成全了诗歌。当然，天台山也由此沾了一点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