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生命看做前人生命的延续，是现在共同生命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后人生命的开端。如此延续下去，科学就会一天比一天灿烂，社会就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华罗庚
华罗庚的前半生都是在国难中苦苦挣扎。此时，华罗庚正在经历他人生的第二次劫难。
1938年，华罗庚回到了祖国。
这时国内的形势是，中国东北已经完全沦陷了。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也因战乱被迫迁至昆明，三者合并成立了一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华罗庚作为海外归来的学者，他的数学水平在当时已经没有任何争议了。在杨武之教授的建议下，西南联合大学聘请了华罗庚担任数学系的教授。
年仅28岁就当上了大学教授，这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开了先例。而未经讲师、副教授就直接提升为教授，这也是由华罗庚开创了先河。
战争的硝烟笼罩着整个中华大地，国不泰，民不安。
华罗庚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觉得自己的任务是重大的，他应该把科学作为武器和敌人展开斗争。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连生存条件都难满足，更别说是其他了。他觉得自己每走一步都是那么艰难。
为了躲避敌机的狂轰滥炸，百姓们多从城里转移到边远山村去逃难。
华罗庚一家也几经辗转，最后好不容易躲到了位于昆明郊区20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庄里。
一家七口人挤在一个摇摇晃晃的小阁楼里，阁楼分为两层，上层住人，下面养些鸡、鸭、牛、羊。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白天华罗庚拖着那条残腿去学校讲课。晚上回家，他就点燃一盏油灯，在微弱的灯光下专心写他的论著《堆垒素数论》。
当时的社会状况是，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在战乱的摧残下，昆明人的生活已经很困苦了，但是教授的生活更加艰难，那时盛传着这样一句话：“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有一次，华罗庚和闻一多两人正在大街上走着，身后突然间跟上来几个要饭的叫花子，闻一多看见后就对华罗庚说：
“罗庚，我和你打个赌，我只说一句话，这些叫花子就不跟着咱们了。”
华罗庚笑着说：
“我才不和你打这个赌呢，这件事我也能够办到。”
两人会意地一笑，同时回头对那些人说：
“我是教授。”
那群跟在后面的叫花子一听这话，“呼啦”全散了，有的人嘴里还叨念着：
“哎，我的命真不好，跟了半天，跟了个比我还穷的。”
在当时，其实生活的艰苦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人们的自身安全根本得不到保障。
这里虽然是大后方，但是敌机还是会时不时地来这里进行空袭。
有一次，华罗庚因为想问题想得太入神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甚至连飞机来时的警报声他都没有听见，结果差点被轰炸到。
到了20世纪60年代，华罗庚的学生们在借读他的书时，发现几乎每页上都沾有沙土，那就是当时在昆明时，飞机轰炸留下的纪念。
随着生活越来越艰辛，当时有很多教授都选择了改行经商，或者是弄张护照到国外谋生。就在这个处处为难的时候，华罗庚的第三个孩子也出生了。
孩子的出生，让华罗庚一家的生活更加艰难了。吴筱元劝道：
“罗庚，你看咱们现在这个家，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大人还能忍忍，可是孩子们呢，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样下去，我真怕他们会吃不消的。”
华罗庚抱歉地说：
“筱元，是我没本事，让你们受苦了。如果我去敌占区，咱们的日子一定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可是我不能那样做啊。如果我去了那里，即使什么事情也没做，也会受到世人唾骂的，毕竟我的影响面太大了。”
“罗庚，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也像别的教授那样改改行，或者上国外去呢？”
“你说的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科学是我追求一辈子的事情，我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呢？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就在国外，而且当时受邀去苏联访问，我是放弃那里的一切回国的，现在又怎么可能跑到国外去呢？”
听了这话，吴筱元便无言以对了。她尊重丈夫的选择，但眼看着孩子们吃了上顿没下顿，明显营养不良，身为母亲，比谁都心痛。
华罗庚看了看妻子又说：
“筱元，我知道你都是为了这个家，这样吧，我去中学看看，找个兼职贴补一下家用。”
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从此以后，华罗庚除了在西南联合大学执教外，还去附近的中学教课，而家中的一切都归吴筱元打理。
虽然条件如此的艰苦，但是华罗庚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数学的研究。
在4年多的昆明生活中，华罗庚克服重重困难，发表了20多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同时撰写了《堆垒素数论》一书。
这部著作讨论了华林问题、哥德巴赫猜想问题和一些相关的问题，统一并改进了他以前的研究成果。
但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这部凝聚了华罗庚大量心血和汗水的《堆垒素数论》的中文原稿竟然被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丢失了。
华罗庚闻听，悲愤不已。生活的艰难，他可以忍受；玩忽科学，他愤不能平。他认为，扼杀科学的人无异于刽子手。
他拉住好友闻一多的手悲苦地说：
“你说数学有什么用？我恨不能也去搞政治，跟他们碰一碰。”
这时候，他的另一位好友，党的地下工作者王士凤劝阻了他：
“眼前的黑暗早晚有一天会结束。你的腿不行，还是搞你的数学，将来会有用的。”
华罗庚这才放弃了从政的想法，继续他的科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