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兀自飞行的鸟儿常常会令我感动。
在绵绵细雨中的峨嵋山谷，我看见过一只黑色的孤鸟。它用力扇动着又湿又沉的翅膀，拨开浓重的雨雾和叠积的烟霭，艰难却直线地飞行着。我想，它这样飞，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目的。它是一只迟归的鸟儿？迷途的鸟儿？它为了保护巢中的雏鸟还是寻觅丢失的伙伴？它扇动的翅膀，缓慢、有力、富于节奏，好像慢镜头里的飞鸟。它身体疲惫而内心顽强。它像一个昂扬而闪亮的音符在低调的旋律中穿行。
我心里忽然涌出一些片断的感觉，一种类似的感觉；那种身体劳顿不堪而内心的火犹然熊熊不息的感觉。
后来我把这只鸟，画在我的一幅画中。
所以我说，绘画是借用最自然的事物来表达最人为的内涵。这也正是文人画的首要的本性。
画又是画家作画时的心电图。画中的线全是一种心迹。因为，惟有线条才是直抒心臆的。
心有柔情，线则缠绵；心有怒气，线也发狂。心境如水时，一条线从笔尖轻轻吐出，如茧吐丝。又如一串清幽的音色流出短笛。可是你有情勃发，似风骤至，不用你去想怎样运腕操笔，一时间，线条里的情感、力度，乃至速度全发生了变化。
为此，我最爱画树画枝。
在画家眼里树枝全是线条；在文人眼里，树枝无不带着情感。
树枝千姿万态，皆能依情而变。树枝可仰，可俯，可疏，可繁，可急，可倚；惟此，它或轩昂，或忧郁，或激奋，或适然，或坚韧，或依恋……我画一大片木叶凋零而倾倒于泥泞中的树木时，竟然落下泪来。而每一笔斜拖而下的长长的线，都是这种伤感的一次宣泄与加深。以至我竟不知最初缘何动笔？
至于画中的树，我常常把它们当作一个个人物。它们或是一大片肃然站在那里，庄重而阴沉，气势逼人；或是七零八落，有姿有态，各不相同，带着各自不同的心情。有一次，我从画面的森林中发现一棵婆娑而轻盈的小白桦树。它娇小，宁静，含蓄；那叶子稀少的树冠是薄薄的衣衫。作画时我并没有着意地刻画它。但此时，它仿佛从森林中走出来了。我忽然很想把一直藏在心里的一个少女写出来。
绘画如同文学一样，作品完成后往往与最初的想象全然不同。作品只是创作过程的结果。而这个过程却充满快感，其乐无穷。这快感包括抒发、宣泄、发现、深化与升华。
绘画比起文学更多的变数。因为，吸水性极强的宣纸与含着或浓或淡水墨的毛笔接触时，充满了意外与偶然。它在控制之中显露光彩，在控制之外却会现出神奇。在笔锋扫过之地方，本应该浮现出一片沉睡在晨雾中的远滩，可是感觉上却像阳光下摇曳的亮闪闪的荻花，或是一抹在空中散步的闲云？有时笔中的水墨过多过浓，天上的云向下流散，压向大地山川，慢慢地将山顶峰尖黑压压地吞没。它叫我感受到，这里天空对大地惊人的爱！但在动笔之前，并无如此的想象。到底是什么，把我们曾经有过的感受唤起与激发？
是绘画的偶然性。
然而，绘画的偶然必须与我们的心灵碰撞才会转化为一种独特的画面。
绘画过程中总是充满了不断的偶然，忽而出现，忽而消失。就像我们写作中那些想象的明灭，都是一种偶然。感受这种偶然是我们的心灵。将这种偶然变为必然的，是我们敏感又敏锐的心灵。
因为我们是写作人。我们有着过于敏感的内心。我们的心还积攒着庞杂无穷的人生感受。我们无意中的记忆远远多于有意的记忆。我们深藏心中人生的积累永远大于写在稿纸上的有限的素材。但这些记忆无形地拥满心中，日积月累，重重叠叠，谁知道哪一片意外形态的水墨，会勾出一串曾经牵肠挂肚的昨天？然而，一旦我们捕捉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偶然。绘画的工作就是抓住它不放，将它定格。然后去确定它、加强它、深化它。一句话：艺术就是将瞬间化为永恒。
纯画家的作画对象是他人；文人（也就是写作人）的作画对象主要是自己。面对自己和满足自己。写作人作画首先是一种自言自语；自我陶醉和自我感动。
因此，写作人的绘画追求精神与情感的感染力；纯画家的绘画崇尚视觉与审美的冲击力。
纯画家追求技术效果和形式感，写作人则把绘画作为一种心灵工具。
一阵急雨沙沙有声落在纸上。那是我洒落在纸上的水墨。江中的小舟很快被这阵雨雾所遮翳。只有桅杆似隐似现。不能叫这雨过密过紧，吞没一切。于是，一支蘸足清水的羊毫大笔挥去，如一阵风，掀起雨幕的一角，将另一只扁舟清晰地显露出来，连那个头顶竹笠、伫立船头的艄公也看得分外真切。一种混沌中片刻的清明，昏沉里瞬息的清醒。可是，跟着我又将一阵急雨似淋漓的水墨洒落纸上，将这扁舟的船尾遮蔽起来，只留下这瞬息显现的船头与艄公。
我作画的过程就像我上边文字所叙述的过程。我追求这个过程的一切最终全都保留在画面上，并在画面上能够体验到，这就是可叙述性。
写作的叙述是线性的，过程性的，一字一句，不断加入细节，逐步深化。
这里，我的《树后边是太阳》正是这样：大雪后的山野一片洁白，绝无人迹。如果没有阳光，一定寒冽又寂寥。然而，太阳并非没有隐遁，它就在树林的后边。虽然看不见它灿烂夺目的本身，但它无比强烈的光芒却穿过树干与枝桠，照射过来，巨大的树影无际无涯地展开。一下子铺满了辽阔的雪原。
于是，一种文学性质需要说明白。就是我这里所说的叙述性。它不属于诗，而属于散文。那么绘画的可叙述也就是绘画的散文化。
最能寄情寓意的是大自然的事物。
比如前边所说树枝的线条可以直接抒发情绪。
再比如，这种种情绪还可以注入流水。无论它激扬、倾泻、奔流，还是流淌、潺缓、波澜不惊，全是一时的心绪。一泻万里如同浩荡的胸襟；骤然地狂波好似突变的心境；细碎的涟漪中夹杂着多少放不下的愁思？
至于光。它能使一切事物变得充满生命感。哪怕是逆光中的炊烟。一切逆光的树叶都胜于艳丽的花。这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一切生命都受惠于太阳。生命的一切物质含着阳光的因子。比如我们迎着太阳闭上眼，便会发现被太阳照透的眼皮里那种血色，通红透明，其美无比。
还有秋天的事物。一年四季里，惟有秋天是写不尽也画不尽的。春之萌动与锐气，夏之蓬勃与繁华，冬之萧瑟与寂寥，其实也都包括在秋天里。秋天的前一半衔接着夏天，后一半融入冬天。它本身又是大自然最丰饶的成熟期。故此，秋的本质是矛盾又斑斓，无望与超逸，繁华而短促，伤感而自足。
写作人的心境总是百感交集的。比起单纯的情境，他们一定更喜欢惟秋天才有的萧疏的静寂，温柔的激荡，甜蜜的忧伤，以及放达又优美的苦涩。
能够把一切人生的苦楚都化为一种美的只有艺术。
在秋天里，我喜欢芦花。这种在荒滩野水中开放的花，是大自然开得最迟的野花。它银白色的花有如人老了的白发。它象征着大自然一轮生命的衰老吗？如果没有染发剂，人间一定处处皆芦花。它生在细细的苇秆的上端，在日渐寒冽的风里不停地摇曳。然而，从来没有一根芦苇荻花是被寒风吹倒吹落的！还有，在漫长的夏天里，它从不开花。任凭人们漠视它，把它只当作大自然的芸芸众生，当作水边普普通通的野草。它却不在乎人们怎么看它，一直要等到百木凋零的深秋，才喷放出那穗样的毛茸茸的花来。没有任何花朵与它争艳。不，本来它的天性就是与世无争的。它无限的轻柔，也无限的洒脱。虽然它不停在风中摇动，但每一个姿态都自在，随意，绝不矫情，也不搔首弄姿。尤其在阳光的照耀下，它那么夺目和圣洁！我敢说，没有一种花能比它更飘洒、自由、多情，以及这般极致的美！也没有一种花比它更坚韧与顽强。它从不取悦于人，也从不凋谢摧折。直到河水封冻，它依然挺立在荒野上。它最终是被寒风一点点撕碎的。
在这永无定态的花穗与飘逸自由的茎叶中，我能获得多少人生的启示与人生的共鸣？
绘画的语言是可视的。
绘画的语言有两种。一是形式的，一种技术的。中国人叫作笔墨；现代人叫作水墨。
我更看重笔墨这种语言。
笔作用于纸，无论轻重缓急；墨作用于纸，无论浓淡湿枯——都是心情使然。
笔的老辣是心灵的枯涩；墨的溶化是情感的舒展。笔的轻淡是一种怀想；墨的浓重是一种撞击。故此，再好的肌理美如果不能碰响心里事物，我也会将它拒之于画外。
文学表达含混的事物，需要准确与清晰的语言；绘画表达含混的事物，却需要同样含混的笔墨。含混是一种视觉美，也是我们常在的一种心境。它暧昧、未明、无尽、嗫嚅，富于想象。如果写作人作画，便一定会醉心般地身陷其中。
我习惯写散文时，放一些与文章同种气质的音乐作背景。
那天，我在写一只搁浅于湖边的弃船在苦苦期待着潮汐。忽然，耳边听到潮汐之声骤起。当然这是音乐之声。是拉赫马尼诺夫的音乐吧！我看到一排排长长的深色的潮水迎面而来。它们卷着雪白的浪花，来自天边，其速何疾！一排涌过，又一排上来。向着搁浅的小船愈来愈近。雨点般的水点溅在干枯的船板上。扬起的浪头像伸过来的透明而急切的手。音乐的旋律一层层如潮地拍打我的心上。我紧张地捏着笔杆，心里激动不已，却不知该怎么写。突然，我一推书桌，去到画室。我知道现在绘画已经是我最好的方式了。
我把白宣纸像月光一样铺在画案上，满满地刷上清水。然后，用一支水墨大笔来回几笔，黑色神奇的洇开，顿时乌云满纸。跟着大笔落入水盂，笔中的余墨在盂中的清水里像烟一样地散开。我将一笔极淡的花青又窄又长地抹上去，让阴云之间留下一隙天空。随即另操起一支兼毫的长锋，重墨枯笔，捻动笔管，在乌云压迫下画出一排排翻滚而来的潮汐……笔中的水墨不时飞溅到桌上手背上；笔杆碰在盆子碟子上叮当有声。我已经进入绘画之中了。
待我画完这幅《久待》。面对画面，尚觉满意。但总觉还有什么东西深藏画中。沉默的图画是无法把这东西“说”出来的。我着意地去想，不觉拿起钢笔，顺手把一句话写在稿纸上：
“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就像钓者那样守着一种美丽的空望。”跟着，我就写了下去：
“期望没有句号。”
“美好的人生是始终坚守着最初的理想。”
“真正的爱情是始终恪守着最初的誓言。”
“爱比被爱幸福。”
于是，我又返回到文学中来。
我经常往返在文学与绘画之间，然而这是一种甜蜜的往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