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佛教的因果论说，一切皆为天定。李叔同出家看似突然，其实早有端倪。断食体验后的1917年1月至1918年3月间，有几件事可以证明他流露出家的意愿。
第一件事是1918年1月8日（透露出家）。李叔同在写给学生刘质平的信中说：
鄙人拟于数年之内入山为佛弟子，或在一二年亦未可知……现已陆续结束一切。
第二件事是1917年11月14日（聆听佛法）。李叔同去虎跑寺听法轮禅师说法，回来后写了书联。并在题记里写道：
余于观音诞后一日，生于章武李善人家，丁巳卅八。是日入大慈山，谒法轮禅师，说法竟夕，颇有所悟。归来书此，呈奉座右。落款是“婴居士”。（注：此时李叔同改名为李婴，寓意象婴儿般新生。）
第三件事是1918年1月（发心出家）。李叔同重居虎跑寺客房习静一个月，恰逢马一浮带彭逊之到虎跑寺出家。李叔同目睹了彭逊之剃度出家全过程，大为震撼，随即想拜弘祥大师为师。弘祥大师认为自己资历尚浅，就请来师父了悟大师做李叔同的师父。了悟大师为其取法名演因，号弘一。
第四件事是1918年3月15日（诵经）。恰逢亡母忌日，李叔同去虎跑寺诵了三日《地藏经》，为母亲回向（注：自己所修的功德不愿独享，而将之转给他人）。之后做了一件海青，每日做两堂佛课。
第五件事是1918年3月间（安排时间）。李叔同在给刘质平的信中写道：
不佞自知世寿不永（仅有十年左右），又从无始以来，罪孽至深，故不得不赶紧发心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物多荒。近来请假，逾课时之半，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人皆谓余有神经病），内受疚心之苦……
不佞即拟宣布辞职，暑假后不再任事矣。所藏音乐书，拟以赠君，望君早返国收领（能在五月内最妙），并可为最后之畅聚。不佞所藏之书物，近日皆分赠各处，五月以前必可清楚。秋初即入山习静，不再轻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
关于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众说纷纭，其学生漫画家丰子恺给出这样的答案：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座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这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
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
我们的弘一大师，是一层层地走上去的……故我对于弘一大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
李叔同的另一位学生文学家曹聚仁在《我们的李先生》一文中，谈了自己的看法。曹聚仁从李叔同在浙一师执教期间创作的三首歌曲《落花》《月》《晚钟》中，梳理出恩师一步步走向佛门的心路历程。三首歌代表了三种心灵境界，体现了李叔同心理上的蜕变过程。《落花》代表第一种境界：
纷，纷，纷，纷，纷，纷……
唯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
寂，寂，寂，寂，寂，寂……
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
忆春风之日暝，芬菲菲以争妍；
既乘荣以发秀，倏节易而时迁。
春残，览落红之辞枝兮，伤花事其阑珊；
已矣！春秋其代序以递嬗兮，俯念迟暮。
荣枯不须臾，盛衰有常数；
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泉壤兴衰；
朱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
曹聚仁认为，歌词是老师在中年后对于生命无常的感触，那时期他是非常苦闷的，艺术虽是心灵寄托的深谷，而他还是觉得没有着落似的。
《月》代表第二种境界：
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
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
唯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唯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
瞰下界暗暗，世事多愁叹。
唯愿灵光普万方，披除痛苦散清凉。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唯愿灵光普万方，披除痛苦散清凉。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曹聚仁说，超现实的向往，把心灵寄托于彼岸。《晚钟》代表第三种境界：
大地沉沉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残。
幽鸟不鸣暮色起，万籁俱寂丛林寒。
浩荡飘风起天杪，摇曳钟声出尘表。
绵绵灵响彻心弦，眑眑幽思凝冥杳。
众生病苦谁扶持？尘网颠倒泥涂污。
唯神愍恤敷大德，拯吾罪过成正觉。
誓心稽首永皈依，瞑瞑入定陈虔祈。
倏忽光明烛太虚，云端仿佛天门破。
庄严七宝迷氤氲，瑶华翠羽垂缤纷。
浴灵光兮朝圣真，拜手承神恩。
仰天衢兮瞻慈云，忽现忽若隐。
钟声沉暮天，神恩永存在。
神之恩，大无外！
曹聚仁觉得，老师经历了前面两种境界，必然走到《晚钟》的境界。所谓“晚钟”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人世间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污浊不堪，只有神灵怜悯救济百姓，施降广大的恩泽，拯救我们的罪过，使我们真正觉悟。从内心发誓，诚心拜佛，永远皈依，闭目坐定，心无杂念，虔诚地祈祷。要想摆脱尘世的烦恼，求得生命的永恒，唯有走向佛门这一种选择了。
两位学生一个从精神追求层面分析，另一个从生命的终极意义分析；一个偏哲思，一个偏艺术，但都给出了明确答案——李先生的出家并非逃避现实，不过是想拓宽精神层面的另一番疆土而已。
李叔同自己说，他出家是为了以教化自己和世人，是追求一种更高、更理想的方式。每个人的故事、原则、兴趣、方式、方法，以及对事物的理解，本就永远不相同。他不想过多解释，说了他人也不会理解，所以干脆不说，他人慢慢就会淡忘。
要想知道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作为，要从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当时的具体活动开始。所谓“知人论世”，就是这个道理。
民国时期诸多名士都有读经的习惯，却并不出家。康有为读佛经，一度静坐学佛，佛经激发了他维新变法的人生理想。梁启超读佛经，写出《论佛教与政群》等著名论文，以佛教的智信、兼善、平等、普度众生用来救国救民。鲁迅也读佛经，佛经可以抚慰心灵，做一种权宜的稳遁。儒学大师马一浮读佛经，并且弘扬佛法，但他只是在家的居士，他说，“信佛不一定要出家。”真正能做到抛开凡尘，苦守古佛青灯，修持戒律的儒者，只有李叔同。
李叔同本质上还是艺术家，也曾有过求取功名、为国效力的宏愿。然而生逢乱世，满眼尽是现实的丑陋，市侩之人能看破，读书人看不破，他心里存着最后的理想主义。那盏希望之灯灭了，血液中的消极遁世情绪，随之流散蔓延。文人活着，是需要信仰的，一旦信仰被现实击垮，便会去寻找下一个信仰。
李叔同没有逃避责任，之前未做完的事，出家后兑现诺言。他没有忘记父母亲恩，没有忘记旧友玩伴，更没有忘记天津、上海、杭州三地和东京的美好时光。吾去去就来，李叔同出家不过是变换了角色而已。就像观音菩萨有亿万法身，做的还是普度众生的事。李叔同没有想不开，他是彻底想开了，看破了，才决定出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