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莺传》的作者元稹曾借张生的口对这段旷世爱情这么评价——艳遇。
清袁枚《随园诗话》上记载：“余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呵责。余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
袁枚很聪明，知道尽管苏小是娼妓，那位尚书大人是贵人，可是百年以后，流传下来的一定是苏小，那些富贵烟云是会随着历史流淌而过滤掉的。因此，我们现在看任何古人，都因为经过了时间淘汰，会平视，甚至仰视。而她们当时，其实被人瞧不起。因此张生评价莺莺为“艳遇”，类似现代有了二奶三奶以后的男人，在幡然悔悟，改邪归正，浪子回头以后，顿足捶胸的推托……
不可否认，李亿是渴望爱情的，正如前文所言，整个封建宗法社会给男人自身感情世界留下的缝隙太小，而只有与娼妓之间的结合，才是发自内心的、自由的。在青楼里，男女双方都不承担道德伦理的责任，没有门第高低的顾虑，不受贞节操守的束缚，从某种角度来说比较平等和自由，更能发挥个人魅力和体现自身价值。
李亿是在长安赶考的时候遇到幼微的。科举考试之前，士人们都是日夜温习，四处奔走拜谒，精神极度紧张，同时，孤身一人、成年累月地羁留外地，不免孤单寂寞。看着幼微的如花笑靥，李亿真诚动心过。
所以他没有把幼微留在娼门，而是把她带在了身边，他也曾经，想给她幸福，也许。
但是当他回到家里，面对着妻子和宗族，那些爱情突然变得轻薄淡远。当时士人重视的是名门望族，普遍浓厚的门阀意识使得士人以攀附高门为识时务，否则将为社会所不齿——他已经有了正妻。
男人，千古以来的社会标准沿袭就决定了的，婚姻爱情的根基就是功利主义的需要，他的矛盾不是哪个更好，而是哪个他更“需要”——那么，哪个他更“需要”？
这场赌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可是，跟幼微又是什么？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由。
士人风流。
地球人都知道，唐代风气开放，胡风、胡习十分流行，妇女们社交比较公开和自由，情感表达十分大胆坦率，贞节观念也比较淡漠。并且高宗以后，社会对士人的期望值是尚才华而不重礼法的，所以读书人修德的不多，浪漫风流不仅不是一种缺德，还是一种高雅的装饰。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维持均衡，唐德宗力图想用文治来粉饰苟安太平的局面，民间更是经历了众多离乱之后，希望在歌舞沉醉中尽快忘掉安史之乱那一段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涯，尽量满足自己心理、生理的享乐欲望，以作为补偿。故《国史补》卷下云：“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到晚唐更是如此，从整个阶级上层到民间，蔓延着一种末路心态——“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黄昏的晚霞不仅没让人们更加警醒，反而促进了游乐主义的盛行。“时日不多，及时狂欢”占据了当时社会思想的主流，同时，晚唐商品经济的发达，坊妓业的兴起也给这种狂欢提供了舞台，因此很多士人都普遍抱着一种冶游的心态，宴会娱乐、应酬赠答、出入狭斜追逐女性，并以此为风流佳话。
尽管李亿当时，在偶然的灵魂碰撞里，是认真的，只是，当回到家，回到从前的惯性思维里，这场爱情慢慢变质了。他无法解释自己的冲动，凭借自己的思维，也无法理解那种生命相爱的祭奠。对于那个有限的灵魂来说，不过火花而已，当火花熄灭时，当无法解释时，社会风气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避难所，一个很好的借口。
士人冶游，风流罢了，只不过，是认真的风流。
人在面对过去的经历时，只有真正的定性才能真正的忘却。当李亿找到“风流”这个归结点时，这段经历就不再是所谓浪漫爱情，而仅仅是一时诱惑。很快，他回到了自己的社会惯性里，留下了无路可走的鱼幼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