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文化革命如火如荼，开批斗会，唱革命歌曲，抄四类分子的家，很是热闹。全村没几个人有心思种田，粮食不够吃，每到冬天，我们兄弟几个常常为争一块烤红薯打得头破血流嗷嗷直叫，那一年，我只有九岁，什么都不懂，但懂得恐惧，一是对饥饿的恐惧，另一个就是对死亡的恐惧。邻村一个神经有点问题的高银失踪三个月后在家门前的水库里被打鱼的鱼网捞了上来，我也去看热闹，高银躺在一张破草席上，鼻子和嘴唇都被鱼咬掉了，露出了狰狞的牙齿和黑洞洞的鼻孔，我吓得夜夜恶梦不断，就在这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八点多钟，村里又传来了惨绝人寰的声音，喊救命的声音在夜空里渲染出刀锋一样尖锐的恐怖，我没敢出门，只是蜷缩在墙角的油灯下，心里怦怦乱跳。大人们回来后很平静地说，“陈玉玲跳河自杀，已经被人救上来了。”
陈玉玲十八岁，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上过小学三年级，生产队开会时，经常让她读报纸，因为她有文化，所以被大队革委会主任招进了大队文艺宣传队，我在村小学念书，大队部和学校在一起，我们经常听到陈玉玲他们在隔壁的土屋里唱《红灯记》《沙家浜》里的段子，还排了扬剧《夺印》、《女记工员》等，陈玉玲在戏里演的都是主角，练了一段时间后宣传队就到每个生产队去演出，在我们生产队演出的那天晚上，打谷场上风很大，汽灯雪亮，社员们裹着棉袄缩着头看得津津有味，那天我最明显的感觉是陈玉玲记忆力真好，女记工员那么长的台词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我想如果她要是在学校读书，背课文肯定背得最快，那时给我们教课的是一位驼背的老私塾先生，他不讲课，整天叫我们背课文。陈玉玲家与我家只隔两三百米远，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她家门口，有时她跟我们一道去大队部排节目，我们有不认识的字经常问她，她就教我们，虽然我们也是三年级了，好像她认的字比我们要多得多。陈玉玲是一个很文静的姑娘，她平时并不多话，见到人总是笑眯眯的，一点脾气也没有。农村风吹日晒的，大多数人都皮肤很黑，陈玉玲好像永远也晒不黑似的，即使在地里干上整整一个夏季，她的皮肤还是那么白。那时候人们也没有明星歌星可比较的，村里的妇女见到她总要夸她“长得跟画里的人一样”。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大队部放电影，电影是《渡江侦察记》和《智取威虎山》，看电影的人很多，空气中飘满了发电机的汽油味和劣质旱烟的气味，小孩子像过节一样在场地上乱窜，随地撒尿，而姑娘媳妇们则要到银幕后面的一大片玉米地里去方便。陈玉玲在看到第二部片子的时候走进了已经发枯了的玉米地，就在这时候一个黑影特务一样地悄悄地尾随了进去，这个人就是大队革委会主任。也就是在那天晚上，陈玉玲的一生被彻底改变了。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主任将她强奸后，威胁她如果对外讲，就开批斗会斗她，并要到各个生产队巡回批斗。陈玉玲哭得很伤心，也吓得浑身发抖，她没敢对外讲。此后主任一次又一次地在大队部和她家里将她奸污，直到陈玉玲怀孕才东窗事发。陈玉玲被她父母毒打了一顿，就寻短见跳河自杀，被救上来后，陈玉玲也就再也没去大队宣传队了。那时候还没有人工流产和药物流产的有利条件，陈玉玲的肚子也一天天地大了起来。主任继续干他的主任，继续喝他的酒，陈玉玲没有告发，也不知道到哪里告发，那时候只保护下放女知青，而农村姑娘一旦发生了这种丑事，全部的罪过就只能是女方勾引或为什么不以死相抗，男人是没有罪过的。
有一次，我在放学回家经过陈玉玲家门前时看到她正坐在傍晚稀薄的阳光下搓草绳，我想跟她说一句话，但又不知说什么好，陈玉玲也发现了我，她低下了头，慢慢地搓着绳子，一声不吭，像一个正在挨批斗的四类分子。那时候，我虽然不懂陈玉玲犯错误的性质，但我从村里人的议论中知道她干了坏事，我就有些弄不明白，为什么陈玉玲要干坏事呢？因为电影中干坏事的人都是歪鼻子斜眼睛的，而陈玉玲那么漂亮。以我九岁的年纪和理解力，我是不可能把这些问题想清楚的，后来也就不想了。第二年春天，村里槐树花的香味在村子里四处弥漫，阳光稠密而暖和，这时候陈玉玲的肚子已经再也无法掩盖了，补了好几块补丁的蓝底碎花棉袄鼓鼓胀胀的。她家里的人就匆匆地将她嫁给了村里一个腿有残疾的三十多岁的老光棍，没有婚礼，也没有请人喝喜酒，谁也说不清她结婚究竟是哪一天。反正不久她就生下了一个女孩，那一年，陈玉玲十九岁。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陈玉玲说过话，也没有见她抬起头来走过路，更没有过笑眯眯的表情。她默默地在生产队里干活，大队宣传队来演出时，她从没看过，有一次，我们去大队部看电影经过“三瘸子”家门前时，看到破衣烂衫的陈玉玲坐在家里的油灯下怔怔地发着呆。在我的记忆里，这以后的岁月，她再也没看过电影。几年后，陈玉玲又生下了一个儿子，而家里的两间漏风漏雨的土屋也更加破旧了，因为“三瘸子”丧失了劳动能力，家里只靠陈玉玲一个人挣工分，每年分的口粮因为没钱交齐“超支”款，家里经常揭不开锅。村里人没有人对她表示同情，总觉得陈玉玲是一个让全村人丢了脸面的人，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和她说话，干活的时候，她总是跟着大家一声不吭地埋头劳动。陈玉玲二十多岁的时候，人就显得相当的苍老，脸上一点精神也没有，上中学后，我读到鲁迅的《祝福》，就觉得陈玉玲就是祥林嫂，只是祥林嫂经常唠唠叨叨说话，而陈玉玲从不说话。
1979年秋，我上大学临走前，父母让我到村里的每家每户去道别，到陈玉玲家时，她丈夫“三瘸子”很热情，从鸡窝里摸出六只鸡蛋硬是塞到我的口袋里，陈玉玲缩在厨房里不出来，我进去后对她说：“玲姐，我上学去了！”陈玉玲抬起头，目光胆怯而迟滞，她看了看我，点点头，竟也没说一句话。想起当年在宣传队里那位皮肤白净整天笑眯眯的温和文静的陈玉玲，我心里非常难过，鼻子也酸酸的。此后的岁月里，我放假回家或参加工作后回乡探亲，很少能见到陈玉玲，有时即使要迎面相遇，她总是绕道避开我，远远地走开了。
1998年9月，我回老家看望父亲，那天中午我们正在家里吃饭。陈玉玲来到我家，父亲招呼她坐下，她没坐。她的突然到来我很诧异，正准备跟她打招呼，她对我说，“大兄弟，我家二子马上就要去合肥上大学了，人生地不熟的，请大兄弟给照应照应！”她语气平静，已经十分苍老的脸上流露出一些笑意，她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两只养的很肥的芦花鸭。
开学的时候，我去车站接陈玉玲的儿子，这个皮肤白净笑眯眯的小伙子，跟他妈妈年轻时一样的漂亮，只是他不一定知道他母亲不幸的生活经历，也不一定知道那位已经在十几年前死掉的那个村里的主任是如何制造了母亲悲剧的一生。陈玉玲嫁给一个残疾人是不公平的，但命运赐给了她一个争气的儿子，这也能算得上老天对善良的弱者的一点补偿和安慰。
将陈玉玲的儿子报名交费安顿好后，我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想起，陈玉玲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与我说过话，到她让我照应她儿子时再次说话时，前后已经相隔二十六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