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任“第一流人才内阁”司法总长时期，曾经想为改良中国的司法状况作一番努力。梁启超提出了司法独立的主张，并设计了具体实施方案，无奈梁启超追求的司法独立毕竟与专制独裁水火不容，以袁世凯为首，上上下下形成一股反对司法改革的强大阻力，随着“人才内阁”的下台，梁启超改良司法的理想又付之东流了。
梁启超辞掉司法总长之后，袁世凯鉴于他一贯怀有理财的大志，便委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当时梁启超对袁仍抱有幻想，他认为只要袁氏真正实行“开明专制”，便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因此梁启超欣然接受了这一闲职。
梁启超一向把币制金融改革看得相当重要。他也的确希望能在币制局总裁的任上有所建树。因此，他接到袁世凯的委任状后，立即就职，并拟定币制局简章七条呈文递交袁世凯。随后，他又以满腔的热情拟定了一系列改革币制金融的条例、办法和规章。梁启超在财政金融方面是颇有见地的，其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自然也很有现实价值。然而以袁世凯为首的专政独裁实力，根本不愿接受他的建议。
颇想有所作为的梁启超最终还是有理想而无建树，有计划而无法施展，这不能不令人沮丧、失望和愤懑。1914年底，梁启超不得不呈请辞去了币制局总裁。
辞职后的梁启超在幽静的清华园里送走了1914年，迎来了1915年的新春。面对袁世凯的种种倒行逆施，回想自己及进步党人与袁的这段合作道路，梁启超反思再三，感到极为失望。他开始认识到要想带着袁世凯走上政治轨道，实在是痴心妄想，与袁世凯的合作再也不能进行下去了。
然而，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对袁世凯的行径越来越不满，但却不想公开反对袁世凯。他最担心的是反对袁世凯会助长革命兴起，所以只好保持现状。在闲居清华园的日子里，梁启超对两年来的投笔从政合作于袁世凯的政治实践进行了反省，后悔这一段不光彩的从政生涯，决心弃政从学。
1915年1月，梁启超发表了《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第一次发出了脱离政治的宣言。梁启超决定从事文化教育，专以理论的研究贡献于国民。他不再鼓吹先前极力宣扬和坚持的“国权主义”和“开明专制”论，而提出了“社会教育”的救国思想，从1914年冬起，梁启超就躲开喧闹的官场，埋头于著述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他写下《欧洲战役史论》，他还曾预言德国必然取得战争的胜利。
本来梁启超还拟定编写一系列关于世界战争的丛书，然而此时袁世凯掀起的复辟封建帝制逆流却甚嚣张，猖獗一时。梁启超感到，与其坐而论道，袖手旁观，不如起而行动，奋起反抗。为了自己矢志不渝的政治理想，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梁启超决定抛开那张墨汁未干的脱离政治的宣言，离开著述的书桌，重新投身到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
从此，他开始了他一生中极有光彩的一段政治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