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历史悠久，源流众多，元杂剧和明传奇，标志着中国戏曲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清代的戏曲艺术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前期以昆曲最盛，代表昆曲最高成就的是康熙时期洪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
《长生殿》的作者洪（1645～1704），是清代著名的戏曲家，字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生穷困潦倒，性格清狂孤傲。《长生殿》共50出，以唐朝安史之乱为背景，通过玄宗李隆基和他的妃子杨玉环的凄婉动人的故事，歌颂了生死不渝的爱情，同时又着力描写他们的爱情带给当时社会政治的消极影响，暴露了统治阶级荒淫奢侈的生活和它所加于人民的深重灾难。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剧作。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号东塘，又号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桃花扇》分上、下两卷，共40出，以明末清初江南抗清和南明弘光政权兴衰为背景，描写了一个秦淮歌伎李香君与复社文人侯方域恋爱的故事。书中将两人的离合与弘光政权的兴衰紧密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当时人民的亡国之恨和弘光政权的腐朽，同时歌颂了爱国壮士宁死不屈的精神，以此来激励民族气节。此剧演出时，台下故臣遗老，“掩袂独坐”，“唏嘘而散”，引起“亡家破国”的强烈共鸣。
清代的昆曲在日益高雅化，成为封建士大夫的消遣品的同时，却日益脱离群众，失去了生命力。清初北京已有弋阳腔与昆曲争衡。乾隆年间，各地的地方戏异常活跃，据李斗所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南巡时）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调，统谓之乱弹。”花部诸戏文词通俗，故事生动，音调和谐，内容丰富，颇受当地群众喜爱。而昆曲渐被冷落，据清朝文人记载：乾隆初年，戏院里声明演昆曲，观众竟轰然而散。
北京成为北方戏曲中心，各种戏班云集京城，促进了京剧的形成。京剧的前身是徽剧，通称皮黄戏（又叫二黄）。徽班，是以安徽籍（特别是安庆地区）艺人为主，兼唱二黄、昆曲、梆子、秦腔等腔的戏曲班社，开始多活动于皖、赣、江、浙诸省，尤其在扬州地区，更以“安庆色艺最优”。乾隆五十五年（1790），扬州“三庆”班被征调进京，为乾隆帝祝寿，成了徽班进京的开始。此后，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等徽班相继进京。六徽班在不断地演出中，逐渐合并成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其中三庆擅长演出故事情节曲折的大轴子戏，四喜擅长唱曲子，和春的武戏令人叫绝，春台的孩子演员十分出色，真是争奇斗艳，各有绝活，因而深受北京观众欢迎。徽班进京后，很快压倒秦腔。秦腔班的演员有些加入徽班，徽班在徽调的基础上吸收了秦腔，在京师取得了主导地位。作为一个剧种的二黄调开始取代昆曲，独尊剧坛，风行一时，成为京剧形成的最早萌芽。道光年间，湖北演员王洪贵、李六、余三胜等入京，使湖北的西皮调与安徽的二黄调第二次汇流。这样，经过秦、徽与徽、汉两次合流以后，一个新的剧种—京剧正式产生了。
与昆曲比较，京剧文字通俗，词句不拘长短，声调唱腔也较多样，富有感染力，其中又吸取了昆曲的精华、各种地方戏的腔调（主要是秦腔、西皮）和京调（皮黄）的优点，因此，它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各地都大受欢迎。嘉庆、道光以后，无论是大河上下，还是岭南塞北，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市民宵小，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它的声音，人人都能吟唱它的曲调。清朝后期，京剧的剧目、唱腔和表演艺术不断革新，名家辈出，成为在全国广泛流传的剧种。
此外，北方的山西梆子、豫剧等，也非常流行。乾隆年间，豫剧曾到广州去演出。在南方，由弋阳腔发展起来的赣剧，由皮黄发展起来的汉剧、湘剧、桂剧等都逐渐成熟，成为独立的剧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