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不成仁义在，当面点钱不薄人。
先小人，后君子。
才不可使尽，势不可露尽。
要想吃饱饭，须用汗水换。
动不违时，财不过用。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从这些鲁商格言中，我们可以对鲁商的性格特征有几分了解。
有人这样评价山东商人：有思想但并不狡猾，有经商的能力却不精于此道，有文化却不善于辞令。山东人厚道，民风淳朴。山东人这种淳朴、厚道的性格，反映在商业领域则表现为讲究商业道德。
“道德”一词中的“道”，是指人所共有的为人处世的道理和原则；“德”则是指这种道理和原则对个人的影响，即个人的品质和行为。在商业活动中，商人所持的为人处世原则及其品质和行为，就是商业道德。
鲁商以儒道经商为特色的商业道德具体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以诚待人。“诚”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先贤名儒无不以“诚笃”、“诚意”、“至诚”、“存诚”等道德说教教化百姓。深受儒风熏染的鲁商大多以“诚”为其立身行事的指南，主张在经营活动中“以诚待人”，摒弃奸商惯用的“巧”、“机”、“诈”之类的聚财手段，他们深知只有诚实不欺，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正如瑞蚨祥的东家孟洛川要求货物一定要准备优质的，要求对客人要以诚相待，他对学徒入店以后的第一次考核，就是看对顾客的服务态度如何，而和气热诚是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
第二，以信接物。“信”也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儒家所倡导“立信”、“笃信”、“言而有信”、“讲修信睦”等学说对鲁商影响至深。鲁商在经营活动中十分重视自身的商誉或信誉：
一是货真价实，童叟不欺。这是山东商人普遍的经商之道，以瑞蚨祥最为出名。二是重视商品质量，不售伪劣商品。山东人做生意，向来以质量取胜。质优而价廉，讲究信誉，往往使他们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他们宁愿出高价到远处购买材料，也要生产出合格产品，从不以假乱真。
第三，以义取利。“义利之辩”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儒家先哲一般是勇于言义而羞于言利。但作为商人，其经营的最终目的又不外乎一个“利”字，与“义”似乎无缘。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鲁商主张“以义取利”。
鲁商坚信做生意一不能亏良心，二不能对不起朋友。山东人重义气，甘为朋友两肋插刀。山东人的血脉里始终贯穿着仗义、吃苦耐劳和实干的气质。鲁商同样有梁山好汉的血性。如周村早期大商人——史朝佐。
史朝佐，字君辅，祖籍武定州人。父亲史松，是一个商人，看到当时的周村商业发达，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将全家迁至周村史家塘坞村。
在家庭经商环境的影响下，史朝佐从10岁起就跟随父亲走南闯北到处经商，对于商品交易往来业务，非常熟悉。十几岁的时候，一个人能够独立经营各种业务。每年在周村与江浙之间贩卖货物，因为有多年的业务关系和丰富的经商经验，他们家的财产越积累越多。史朝佐对一般商人的唯利是图、斤斤计较不以为然。他性格豪爽、仗义行侠，帮助别人从不计较对方的门第高下，经常在别人危难之时挺身而出，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有一次，他正在浙江一个城市做买卖，同住在一个客店有许多商人，其中一位得了非常严重的传染病，他的同伙和旅店的人都很害怕，纷纷离去，唯独史朝佐看那人实在可怜，他不顾别人的好心劝阻，毅然留在那人的身边，为他请医生诊治，亲自熬药喂饭。在他的精心照料下，那人的病奇迹般痊愈了。从此，史朝佐急公好义之名在江湖上传扬开来。由于他心底无私，对于许多别人认为冒险的事情，他常常乐意去尝试。比如，人们常说太湖中有一条近路，但是经常容易发生气候异常，不少船只都在途中遇险。史朝佐不相信。有一次装了一船货，为了赶时间，他说动船家走这条近路。行至半路，果然风云突变，惊涛骇浪铺天盖地而来，同行的船许多被刮得不知去向。大家惊慌失措之际，史朝佐大声说：“不要惊慌！事已至此，惊慌也没有用。大家沉住气，尽量稳住船身。”木船随波逐流，被刮到一个陌生的荒岛边。风平浪静之后，大家下船上岛，岛上没有人家居住，只有一座关帝庙在岸边。他们进去一看，神像高大威严，香火旺盛。史朝佐心中一惊，暗想难道是关帝显灵，救了我们一船人？随即带领大家摆上供品，诚心拜谢。
有次参加一个老商人的葬礼，亲眼目睹了死者的孩子们争夺财产，连葬礼都不顾了。这件事对他的刺激很大，于是他弃商归乡，在家侍奉父母，与朋友饮酒赋诗，过起闲适的生活。
史朝佐不是守财奴式的人物，对于有困难的乡亲，他从不吝啬。村中有一个姓董的老实汉子，由于不善经营，家里一贫如洗，快40岁了还是独身一人。史朝佐就给他送去银子，帮他娶媳妇，不几年生了两个儿子，感激得那人逢人就念叨史朝佐的好处。十几年过去了，孩子们眼看长大了，董家的生活还是没有起色。史朝佐干脆把董家的两个孩子接到家中，与自己的孩子一起读书。有人勾结官府想霸占董家的房产，史朝佐气愤不平，花钱帮他把官司打赢了。
史朝佐的夫人，端庄勤俭，热心公益事业。有人劝他两口为孩子们多留一点财产，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儿孙自有儿孙福，金山银山留不住。他们有本事自己会去努力，如果是败家子，给他们留再多也是不够的。”
史朝佐对儿子从不娇惯，督促他们读书的同时，教育他们在生活上朴素，不摆公子哥气派。儿子史永安，从小读书用功，万历四十一年考中进士。先后被皇帝授翰林院庶吉士、监察御史，为振兴经济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明熹宗即位，他仗义执言，劝皇帝整饬朝纲，不滥用太监等，受到朝廷赞同。被任为贵州巡抚后，他注意搞好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成功地平定了土司安邦彦的叛乱。再次被晋升为太仆寺少卿等职，后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他整顿军队，发展经济，并充分发挥卓越的军事才能，镇压了挑起民族矛盾的波罗堡叛乱，又率兵收复了为叛军占领的甘肃等地。皇帝对他进行了嘉奖，晋升他为兵部右侍郎。后来因病去世，皇帝追封他为兵部尚书，在周村西郊为他修建了宏大的陵墓。
山东人诚实豪爽，单纯直率。表现在经营方式上就是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也显得单纯，直截了当，生意做起来非常踏实。山东商人的经商方式主要有坐地经营和长途贩运两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东人大多具有重土为安的秉性，因此，绝大多数山东商人都是坐地经营，即坐贾。坐贾又称铺户、行户或铺行，是指在城镇开店设铺的卖货者。坐贾成分比较复杂，既有世代开店铺者，又有从长途贩运改为铺户者，有富民、小手工业者，还有军人、士大夫、品官等等。
坐贾的生活相对稳定，主要经营各种商品的零售和批发业务，与消费者直接接触，通过商品的“贵卖”，从中获取商业利润。山东平度州“商多坐贾，贸迁不过数百里”。
另一种方式是长途贩运，也就是行商。行商就是从事长途贩运、进行商品批发倒卖的商人。山东商帮有不少商人是行商。
山东商人利用车、船等交通工具，往来于产地、销地和商品集散地之间，将本省所产的鱼盐、山货、水果、丝绸，以及煤炭、矿石等运到外地销售，又将外地的商品运到本省或其他地方销售。他们来回奔波，根据需求关系，往返贩运，利用产销两地的差价，谋取中间差价，以此来发家致富。和坐贾比起来，行商的生活要辛苦得多。
行商的经营方式是长途贩运，流动性大，不易管理和控制。在明代，朝廷对行商的管理非常严格，行商外出经商，先要向政府交一笔钱，申请路引（也叫关券）。取得官府批准，领到官府签发的凭证——路引方可远行，这笔钱就叫“路引钱”。对于无引，或引目不符、持假引者，官府都要给予逮捕治罪。明初，朱元璋就规定：无物引（路引）而经商者，即便是老人，也要“拿捉赴官，治以游食，重则杀身，轻则流窜化外”。
山东商帮殷实货贩，稳中取胜，不行商就坐贾，直截了当，单纯朴实。踏踏实实做生意，认认真真度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