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弄舟即耕田，
官船商舶纷纷乱。
北物南货齐聚首，
万家灯火到客船。
农村集市贸易的发展，促使山东商业重镇大量出现，而山东商业重镇大量出现，缘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山东北靠京津要冲，南邻苏皖富庶之乡，西接中原重地，东临黄渤二海，兼具海陆之利。更为重要的是，京杭大运河贯穿山东西部，南北货物通过河运在山东集散，给山东商业重镇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天然的便利。于是，大运河沿岸、东部沿海地区以及鲁中的济南、博山等地分别出现了各具特色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市镇，大量的店铺、商号聚集其间。
山东除了有作为全国性流通枢纽的临清之外，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市镇还有：济宁、聊城、章丘、德州、胶州、莱阳、黄县、益都、潍县、周村、泰安、博山等。烟台则是清中叶前后兴起的港口城市。在这里，只介绍几个颇具代表性的城镇。
（一）全国流通枢纽——临清
十里人家两岸分，
层楼高栋入青云。
官船贾舶纷纷过，
击鼓鸣锣处处闻。
这是明朝大学士李东阳对临清繁荣景象的描写。
临清北界直隶，西近河南，又扼据运河与卫河交汇处，明代中叶借运河流通之便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城市，素有“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之说。临清，就是因为临近清河（即现在的卫运河）而得名。
临清历史悠久，西汉初年即设县制。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政治中心远离经济富庶的南方，临清在南北运输的地位日趋重要。大学士丘浚说：北京“南则以临清为辅，坐镇闸河而总扼河南、山东之冲，由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两京之咽喉”。永乐十三年（1415年），会通河疏浚以后，漕粮悉由大运河运往京、通二地，南北商客行旅也纷纷走大运河，自淮安、清江经济宁、临清赴北京，临清由此成为咽喉之地。
运河漕运开始时，岁运200余万石，后来逐渐增加到500余万石。每年有如此众多的船只、人口通过运河，便造成了运河沿岸城市的迅速繁盛。有《竹枝词》形容临清是：
折岸京流此地回，
涛声日夜响春雷。
城中烟火千家集，
江上帆樯万来汇。
临清的优势就在于，财赋输运以供国用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为了便于漕粮转运，明代自洪武六年（1373年）之后，在临清先后建有四个粮仓，可容漕粮数百万石。永乐、宣德年间，漕运曾先后实行支运法，即民运粮就近交纳各仓，再由官军从仓中支取运送至京、通二仓。如此一来，临清既成了民船交粮地，又是官兵接运处。粮船、商舟杂集，军民运输繁忙，工商业迅速发展。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临清四方百货，倍于往时。后又于景泰初筑城，弘治升为州，钞关岁收入增至4万余金。这一切标志着临清经济已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
明嘉靖至清乾隆初，是临清的全盛时期。万历时，全国主要钞关有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八处。临清关岁征为8.32万两，居八大钞关之首。
明万历年间，临清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街市阎闾延伸到土城北3里以外。有缎店32座、布店73座、杂物店65座。乾隆初临清街市更盛，砖城内有街十、市二；土城内有街十三、市十、巷二十九、厂七、口六、湾二、铺一、道二，无名街巷尚不统计在内。这些街巷多以传统工商业为名，如马市街、盐市街、锅市街、炭厂、粮市、银子市、白布巷、箍桶巷、油篓巷、皮巷、羊市口、牛市口等。街巷中商号很多，有瓷器店数十家、杂粮店90余家、典当百余家、旅馆数百家。不少商号营业额很大，如“苏州”、“南翔”、“信义”合股的布行，岁进布百万有奇。市场上货物盈市，有从南方运来的广锅和景德镇瓷器，有产于辽东的毛皮和河南的牲畜，还有来自天津的秫粱和济宁的布帛，临清出产的帛、哈达、粉绢亦运销京师、宣化、内蒙古和西藏等地。由于运河的畅通，临清贸易范围南达闽粤，北通辽海，漕运畅通，商业繁荣，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明代卫河漕船厂28所，俱治州城西北。入清以后，直隶、山东、凤阳、济南等地船帮也改在临清设厂承造。乾隆时用椿草筑软坝，利用滑泥拖船入卫，折毁漕船，均在临清修理后起运。临清又是明代专供京师营缮的砖瓦烧造中心。万历时设营缮分司于临清，岁征城砖百万。清乾隆时仍有官窑12座，陶人几百户，受值则数千金。明万历时，临清关河雄峙，甲第联翩，烟火万家，舳舻千里，商贾往来日夜无休时。清乾隆时，临清商贾辐辏，多于居民者十倍。
明代临清是华北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万历年间，仅临清就有商行38家、绸缎店32家、布店73家。至清代，纺织品种、数量剧增，各种纺织品大量出现，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临清哈达，为国内所仅有，历来为藏、蒙古等兄弟民族所推崇，数百年来久负盛名。临清哈达，尤其是“浪翠”哈达，图案复杂，工艺精湛，纯正高雅，薄似蝉翼，洁白如雪，晶莹如玉，轻盈似水。据史学家翦伯赞论证，临清的哈达生产始于元，兴于明，盛于清。乾隆十四年《临清直隶州志》载：哈达织成走京师聚制货店，贩者达西宁、西藏。乾隆十五年《临清直隶州志》载：哈达多贩京师，远销西藏诸处。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临清哈达已销往印度、尼泊尔、伊朗等国家。当时是，全境机房700余，织工5000人，年销货总值大约百数十万元。这是临清哈达生产的鼎盛时期，也是当时临清“日进斗金”的三大行业之一，故当地有“一张机子一顷地”之说。
乾隆十四年（1749年），临清始有织绒、纺羊毛之业。羊毛原料城乡比比皆是，故专司收剪羊毛的“羊毛胡同”应运而生。乾隆五十年，临清始有私人生产的“织绒”，系羊毛、线合织而成，且有各种鸟禽花边图案，大者为床毯，小者为车垫、马褥。至清末，尚有织毯店铺七八家，每家年需羊毛万余斤，产品销往济南、曲阜、运州等地。
（二）江北小苏州——济宁
运河清波千古流，
流到济宁古渡头。
画里帆船江南来，
船到码头货到州。
这是张培安在《济宁的历史地理变迁》一文中的诗句。
在古代，贯通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而济宁恰恰位于大运河南北之间的中轴线上，是运河的水脊，闸口众多，过往船只到济宁必须落帆停船，等候提闸放水方能通过，每天最多时停留上千艘船只，济宁成为运河的咽喉之地和江北最大的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每日河道内帆樯如林，舟船如练，官船商舟，画舫游艇，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船工摇浆击水，拉纤号子响彻云霄，河两岸百物堆山，商贾云集，南船北马，人烟拥簇，酒楼歌馆，笙歌喧嚷，一片热闹繁荣景象。
据记载，明代中叶济宁已发展成一个车马、商贾集五都之市的繁荣商业城市。此时，城区的市民商贾辐辏者不少于数万家，商业已相当繁盛。明代时济宁城区商业异常繁荣，这为济宁后来的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代中前期，济宁商业进入繁盛时期，商业发展规模和繁盛程度又大大超过明代。清乾隆年间，济宁南门大街和大闸口一带，百货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商户发展到上千户，大的行栈店铺有三四百家，从业人员达万余人，经营饮食服务等业者也不下万人。州城内外，通衢要道，运河、越河两岸行栈店铺林立，各地商贾云集，百业兴盛，市场繁荣，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两以上，市场辐射达周围地区近百县，运河上帆樯如林，河两岸货物堆积如山，铺面作坊鳞次栉比，商会牙行竞相争市，戏楼酒馆灯红酒绿，济宁商贸业的兴盛繁荣历史空前。
万历年间人陈伯友记述济宁是：当南北咽喉，子午要冲，我国家四百万漕艘皆经其地。士绅之舆舟如织，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者，又麟萃而猬集。即负贩之夫，牙侩之侣，亦莫不希余润以充口实。冠盖之往来，担荷之拥挤，无隙咎也。
清代，济宁商贸业迅速发展，运河沿岸人口大量增加，外地商人也纷纷涌入，开店铺，设行栈，建会馆。乾隆年间，该城有大小布店25家，绸缎店21家，杂货店35家，竹木店14家等等，每年征收商税7900余两。主要从江南输入绸缎布匹、竹木、杂货，分销运州、漕州二府，又汇集二府所产的粮食、大豆、棉花、烟草、干鲜果品等输往江南、直隶和北部的东昌府。
各省商人在济宁开业经营者与日俱增，沟通了南北、东西间的物资交流，为议事、联谊、交流信息而组织同乡会，建立起了会馆，较著名的有五所：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经营生漆、药材、烟叶的商人所建的“三省会馆”；经营竹、瓷、茶、布的湖南旅济同乡会的“湖南会馆”；浙江竹丝商人的“浙江会馆”；南京铜器商人的“金陵会馆”；江苏句容县商人的“句容会馆”等。据不完全统计，至道光年间，济宁城区会馆达20多个，沿运河各市镇也多有外省商人的会馆，以山西会馆为例，在安山镇、靳口镇、汶上等城镇都有建造。这些会馆汇集了各省大批商人，有些是祖祖辈辈在此经商，他们经营范围广，经营方式高明，为活跃济宁的商业活动，促进商品经营的发展，繁荣济宁城乡经济，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大运河为济宁送来了信息、财富、技艺、人才。竹器业、药材业、铜器业、皮革业、酱菜业、烟草业、点心业等百业并举，当铺、钱庄、粮行、茶楼、饭店、戏院、会馆、教堂等遍布大街小巷，古运河畔弦歌杂，南门内外灯火明，大街小巷车辐辏，城内城外路纵横，朝廷命官、贩夫走卒、军阀官吏、貂裘豪客、富商大贾、金钗玉坠、名伶艺女、莺莺燕燕、簇簇胭脂、一贯道、拆白党、白相人、小偷流氓、妓女骗子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曾在济宁这个水旱码头演出一幕幕悲欢离合的历史活剧。
明清时期，大运河把济宁推向了历史的巅峰，使济宁盛况空前，创造了当时全省全国的几个第一。
济宁是当时全国33个工商业大城市之一。
济宁是运河沿线上的对外商贸的七大商埠。
济宁是全国十大药材市场之一。
济宁明清时期为山东三大纺织中心之一。
济宁的烟草业清代位居全山东首位。
济宁清代人口达14万之众，仅次于济南和青岛。
济宁在明清时期居山东首位，全省有两个直隶州：一个是济宁，一个是临清。
（三）运河明珠——聊城
日中市贸群物聚，
红毡碧碗堆如山。
商人嗜利暮不散，
酒楼歌馆相喧阗。
聊城位于鲁西，邻河南、河北，处于华东、华北、华中三大行政区交界处。辖东昌府区、临清市和冠县、莘县、阳谷、东阿、茌平、高唐诸县区。
自从元朝以来，随着北运河的开通，南方的财富通过这里源源不断运往京城，到明永乐年间，明王朝定都北京，聊城成为北方政治中心与江南财富之地相连接的一个重要纽带。
明清两代是聊城历史上的辉煌时期，纵贯中国南北的大运河为聊城的发展繁荣带来勃勃生机，聊城成为沿运河九大商埠之一，舳舻相接，车马络绎，货积如山。外籍商人会馆傍河而立，有崇楼高阁、殿宇名刹，清康熙帝四次来聊，乾隆帝九次驻跸聊城。市境商贸昌盛，农业、纺织业、印刷业、笔业、工艺品、砖窑业、食品业、造船业、漕运业发达。当时较著名的民间工艺有木版年画、蝈蝈葫芦、聊城毛笔、茌平剪纸、临清哈达、董庄中堂画、金银制品等。
聊城的发展主要是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仅山陕商人在聊城创办的大型商号就有五六十家，中小型者不计其数；开设的大小旅店有二三十处；经营的金店、银号、药铺等业作坊比比皆是，染坊、茶庄、书店、笔庄等铺店星罗棋布。至道光年间，山陕商人在聊城开设的大型百货店铺30多家，前店后厂的铁店14家；刷纸店23家；大小毛笔作坊30家，年产毛笔300万支，畅销大江南北。至光绪年间，商业店、铺、摊、贩遍及城镇乡村，大小商号数百家，百货业、五金业、书店业、印刷业、饮食业、杂货业等几十种行业，业业俱兴，其中饮食服务行业店铺多达50多家，烟、酒、茶、糕点摊点300余家，各式各样的店铺随处可见，形形色色的商品琳琅满目，最繁华的三条街市为太平街、双街、东关街，故有“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之美誉。
（四）天下第一村——周村
桑植满田园，
户户皆养蚕。
步步闻机声，
家家织绸缎。
周村地处山东腹地，为济南、青州等鲁中地区与沿海人货往来的必经之地。又处于泰沂山区和华北平原交界处，是山区与平原进行物资交易的重点中转站。正是凭借地理优势，周村成为济南开埠前山东内陆最大的经济中转站。明清时期发展成为我国北方的重要商埠，号称“天下第一村”、“金周村”、“旱码头”。
明清时期，周村丝织手工业已具规模，为当地五大行业之首。至清末，各地丝商纷纷到周村投资办厂。周村发展成为山东丝绸业的中心。1936年出版的《现代本国地图》介绍，“周村丝织业之盛，所织绢、绉、绸、绫之属，称山东第一。”清朝中叶，周村丝织业有较快发展，植桑养蚕已成为乡民的主要行业。附近地区所产蚕茧大都运往周村市场出售。每于夏季，丝市极盛，遂使周村成为山东内地一个重要的丝织业中心。所产丝织品，运销新疆、内蒙古等地甚至国外市场，周村因此而闻名国内外。20世纪20年代，周村有丝织业户3000家，产值达411万元（全省651万元）。至20世纪50年代前，周村经营丝绸贸易的先后有商家近百家。有代表性的商号有同利店、永和丝店、裕茂公绸布庄、谦祥和绸缎批发庄、鸿昌义绸布店、谦祥益绸布庄、瑞蚨祥绸布庄等等。
周村大街也叫周村王府井，形成于宋元时期，兴盛于明清。南起丝市街，北至朔义门，全长1300多米。原有雄伟的北极阁横跨中间，分为南北两段：北段主要为手工业品加工区，大大小小的天井和青砖灰瓦的老屋及长长短短的街巷胡同勾勒出北方城镇的优雅风姿；南段则多是富丽堂皇的商业楼房，如孟氏集团的“祥”字号、经营经营药材生意的“德”字号、经营绸布的“鸿”字号、经营银钱业的“大”字号、经营染坊业的“永”字号等，诸多天下闻名的商号荟萃于此，形成了商业中心、黄金地段。踏着古街的青石板，望着一幢幢风格迥异的店铺，错落有致的格局，变化多端的门面，五彩斑斓的匾额和招牌，仿佛时光倒流，依稀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早期开拓的身影。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人们把这里比做中国工商业的摇篮，就在这不大的大街，孕育诞生了几十家全国闻名的工商业老字号，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工商业传奇。
“今日无税”碑位于大街北首，是一块六角形石碑。关于这个无税碑，有一个感人的故事。话说康熙年间，东昌府因连年遭受水灾，到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刑部侍郎任克溥告老还乡后，虽曾将东昌灾情三次上书皇上，要求减免官税以赈济灾民，但均未得到回复。
获悉康熙皇帝即将顺运河南巡，任克溥计上心来，便命家人在头天夜里秘密地将一块刻有“今日无税”的石碑投入了河道之中。
第二天，康熙皇帝所乘龙舟果然来到了东昌。五艘龙舟一字排开，尤其领航的龙舟上，旌旗招展，鼓乐齐鸣，全身披挂的禁卫军，手持兵器，列队两排，好不威风。可是当龙舟行至东昌府闸口附近时，领航的龙舟突然触物搁浅，一时无法航行，只得暂时抛锚停舟。此番情景，可吓坏了东昌府沿岸列队跪迎的大小官员，唯有任克溥表现得泰然自若。待水工潜入水底将障碍物捞出，只见是一块石碑。
随行官当即上奏康熙：“水下是石碑阻挡，现已捞出。”
康熙问：“碑上刻有何字？”
这时任克溥忙跪奏道：“启奏万岁，此碑沉于河中甚久，不知来历。但其胆敢阻挡龙舟，恐有原由，还请皇上亲自明察为好。”康熙暗暗点头，于是走出龙舟，随任克溥和东昌知府来到石碑面前。康熙帝见石碑虽挂满泥沙，字迹却甚是清晰，于是顺口念到：“今日无税。”
康熙话音刚落，任克溥顺手牵羊地奏道：“万岁体恤灾民，金口免去东昌赋税，真乃天降福于民也。”
此时，康熙才忽然想起任克溥的三道奏折。心想，此番石碑阻舟，又书之无税，莫非天意所使？于是便信口说道：“东昌连年水灾，本应早免赋税，今日古碑显现，既然天意免税，也就照此办理吧。”
康熙走后，东昌知府即把“今日无税”碑立在了东昌城东关运河南岸，并修了碑楼。从此，东昌府的灾民不仅减去了赋税负担，而且就连码头装卸货物的人也均不再纳税。
丝绸集散中心丝市街东起东门路，西至南下河街，全长730米。丝市街作为买卖蚕丝的专业市场已有数百年历史，是当时山东蚕丝交易最繁盛的市场之一。据《左传》记载，周村在春秋时期已经比较繁华，那时周村丝绸业已开始发展，1965年大兴农田水利建设时，出土了大量的已经腐朽的丝或绸的残片，还有陶质、石质的纺轮出土，都反映了周村丝绸业的起源和发展状况。所以，后来有“世界丝绸看中国，中国丝绸看山东，山东丝绸看淄博，淄博丝绸看周村”的说法。
今天从老街两侧斑驳的墙面上还能隐约寻到当年丝店的遗痕。永和、同和、恒和、谦和、复源、金记……一个个老字号，折射着周村商民“和气生财，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一个个看似不大的门面却掩映着三进四进的院落，演绎着历史的沧桑。
金融街银子市街北起丝市街，南至魁星阁。两侧多为山陕风格的高大楼房，钱庄票号多汇聚于此，因此而得名。道光年间，大德通、大德恒、三晋元、日升昌等闻名全国的山西银号纷纷来周村购地设号，拓展业务。晋商东渐，赋予了这个古城一种新的功能——金融。山东当地的银钱业随后兴起，福诚义、丰亨豫、滋厚福、鸿昌富、瑞生祥、三益泰等知名银号也相继开张营业。楼房林立的街道上，钱庄票号鳞次栉比，金光闪闪的大小元宝、银币、铜圆吞进吐出，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响彻天空，所谓的“钱如流水”不过如此。最兴盛时，此地的钱庄票号有108家之多，资本总额达600万两白银。民间传说：“济南、潍县，日进斗金，不如周村一个时辰。”银子的响声让这座城和城里的人渐渐迷惘了，他们被锦珠玉带的光芒震撼了，在乾隆时的才子徐文骧写的《周村镇赋》中，他把这种景象描绘成“考海国之幅员，虽云齐关十二，稽於陵之名胜，终属神州一区”。
“山东一村，直隶一集”，“金周村，银潍县”，“济南日进斗金，比不上周村一个时辰”，从这些100多年前就广为流传的谚语中，可以看到周村作为山东四大商业中心（烟台、胶州、潍坊、周村）之一的商城昔日的风采。
清朝顺治年间，济南府至青州府的东西大道修通了，这条大道的中部就是周村。而到咸丰年间，周村已经有八条大道通向邻近的博山、淄川、邹平、王村、张店、长山和长白山腹地，周村已成为南通沂蒙山区、北接黄河两岸、西达济南、东到青岛烟台的商品集散地。
黄河两岸武定府所辖之青城、广饶、蒲台、寿光、沾化、利津一带是纯粹的农业区，自秋后到麦前，从这些地方出发的一辆辆铁箍大车，吱吱悠悠地驶向周村，车上装的是小米、小麦、高粱、大豆、棉花、豆饼，经三五天风餐露宿后，赶进了周村。祠堂街上的十几家粮店，都是宽敞的大车门，管住宿，管吃饭，管喂牲口，那些赶马车的驭手，都穿土法染制的粗布，蹶腚小袄外扎腰，厚厚的棉裤腰从腰间耸起，脚蹬铲鞋，无论冬夏春秋，头上总用一块白大布包头，周村人戏称“大车客”。他们来周村卖货，捎带着看看市面热闹，然后就买上陶瓷、窑货、铁器、车马件、洋布，装了满满一车，又吱悠吱悠地赶回那片盐碱地上去了。
祠堂街上那十几个大门，就像十几个无底洞，吃进时可咽下鲁北平原上的剩余产品，吐出时又可以填饱济南、潍县、淄川、颜神和当地上百万人口的肚子。19世纪末年，烟台每年进口价值4000万两的货物，其中约1/3通过周村再转输鲁北、鲁西、鲁南。当时，若论“商贾之盛”，实超过济南而为全省之冠，有人说是“山东唯一市场”。直到今天，许多老人还不无得意地说，周村货不到，鄚州庙会开不了会；周村的大车不到，龙口大集开不了集；周村的骡队不进店，白沟河上开不了市。
（五）通商口岸——烟台
十里人家两岸分，
酒楼歌馆相映闻。
上下楼台火照火，
往来车马人拥人。
这是明朝大学士李东阳的诗句。
烟台市地处山东半岛中部，东连威海，西接潍坊，西南与青岛毗邻，北濒渤海、黄海，与辽东半岛对峙，并与大连隔海相望，共同形成拱卫首都北京的海上门户。明清为登州府、莱州府。乾隆以后，随着北洋贸易的发展和东北的开发，位于山东半岛北岸的烟台开始兴起，它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道光年间渐取代胶州成为山东半岛最重要的港口城镇。有记载说：烟台明为海防，设奇山所驻防军。东通宁海卫，西由福山中前所以达登州卫，设墩台狼烟以资警备。其始不过一渔寮耳。渐而帆船有停泊者，其入口不过粮石，出口不过盐鱼而已，时商号仅三二十家。继而帆船渐多，逮道光之末，则商号已千余家矣。维时帆船有广帮、潮帮、建帮、宁波帮、关里帮、锦帮之目。短短的几行文字实际上概括了烟台从明初至清代数百年的发展脉络，也说明烟台是随着沿海贸易而发展起来的港口城镇。
明初，烟台为登州卫所属地，为军事目的在此设立墩台，以资警备，烟台即以此得名。此时的烟台不过是一个渔村。
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据郭崇涛的报告称，烟台为南北之冲，海船经过收泊较多于他处，故借此一口（收税）为较盛。英国驻烟台领事馆在《1865年烟台贸易报告》中也写道：“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前，烟台的贸易已表明它是一个重要之地”，“将近三十年来，它和渤海湾的其他几个港口一起成为欧洲与中国商品的巨大贸易中心”。也就是说，最迟在道光中叶，烟台已成为西方商品输入华北的重要运转码头。
烟台北大街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建成，是烟台市诞生前最古老的街，历史上称为“烟台街”。1861年烟台开埠后，定名北大街。这条老街以建于明代的天后宫（大庙）为中心，向东西延伸，东到东河崖（今解放路），西至西河崖（今西南河路），全长1420米。
北大街是烟台早期最繁华的商业街，这里有瑞蚨祥等绸缎庄十家，有生生堂等药房七家，有福昌泰等杂货店五家，有德顺制伞厂等各类工厂八家，还有鸿记茶庄、百货、五金、糕点、酱园、饭庄、公司、商行、木瓦作坊等，不胜枚举，烟台商会和一些行业公会也聚集在北大街，再加上与北大街纵横交错的菜市、草市、面市、饭市、鱼市、鸡鸭市、果木市等集市街道，使北大街成了烟台由渔耕村落走向商埠城市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