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庄，浙江宁波人。其父徐青浦是蒋介石读中学时的校长，还担任过浙江省民政厅长，浙江省议会议长。徐继庄是年幼与蒋介石认识的小学友，成年后投效蒋介石。那时蒋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派徐在总司令部后勤部门执管财务工作。徐勤勤恳恳，奉公守法，颇有成绩，深获老蒋信任。北伐胜利后，蒋返浙江遇见老校长徐青浦说：“余有今日，不仅因校长之教导，也有令郎子青（徐继庄号）学弟之功，是我的好管家。”蒋在江西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时，为了创办一座自己直接掌控的银行，决定开设鄂、湘、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总行设在汉口市，由徐继庄出任行长。徐颇有银行业务才干，办得出色，蒋以其为心腹，大力支持扩大为中国农民银行，独立发行通货，票面印“中国农民银行”，有各种面额，钞票印刷中均盖有总经理徐继庄签名、印鉴。所印钞票从此流通市面，与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平起平坐，被称为四大官方银行。在重庆设四行管理委员会，蒋介石担任主席，财政部长为副主席，另派秘书长一人具体向蒋负责。
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实际控制在孔祥熙、宋子文手中，CC掌握了大权后，极力向金融方面发展。经过权力再分配，农民银行以陈果夫为董事长。徐不参加 CC，一直以蒋介石亲信在农民银行干了十多年。伺机已久的 CC抓住徐继庄一次黄金案的失误，通过董事会撤了他总经理职务。坐了一年“冷板凳”的徐继庄，向蒋喊冤叫屈说这次失误是 CC有计划制造的，使他背上黑锅。
交通部所属中华邮政储金汇业局，规模很小。1943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金融活动频繁，蒋介石认为邮汇业务应因时扩大交往，把原有邮汇局扩大为总局，派徐至李子坝扩大为市属的新市区，这个范围充塞了中央机关，如行政继庄担任总经理。院、立法院、卫戍总部、中训团、三青团、军委政治部、蒋介石公陪都邮汇总局设在民族路，即现渝中区解放碑邮局原址。徐坐上总经理位置，把原来一批农民银行的老班底搬进邮汇总局，同时又把他在农行搜刮百姓的方法使了出来。他一面提高利息吸收游资，另方面则对外汇款的客户提供方便。邮汇局以地方适中，客户容易上门，没有半年便营业蒸蒸日上。从 1944―1946年的这二三年内，陪都经济在衰退一段之后，由于与美英结成盟国，工商又现繁荣。这经济复苏的短短的“黄金时间”，也使得邮汇局业务上升。徐抓住这个机会，不择手段尽量对客户进行搜刮。但它毕竟是邮汇局，没有像农民银行那样发钞票的功能，徐于是搞内部印发“本票”，既吃同行（当时有许多私人银行和钱庄）又吃平民百姓。抗战胜利突然从天而降，物价狂跌，存户大批要取现金，准备东下。机关复员，百姓还乡，本票本是银行之间转账之用的，由于现金不够，造成扩大流通，本票满天飞。徐用种种手段，使邮汇局大捞了一把。1945年底 1946年初，徐继庄堂而皇之把邮汇总局迁往南京，并在各地设邮汇局，重庆改为分局。其中以上海为最大的分局，由徐的亲信沈镜为经理。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所以徐长驻上海。上海分局内还为徐设有总局长办公室。身为邮汇局总局长，更上一层楼，已不再是北伐时期一个后勤仓库保管员了。花天酒地中，他找了一个地方剧人出身、活跃交际场所的高级交际花谭莉萍成为他的“专用小蜜”，用了百万美金达到“金屋藏娇”。
徐本着钱找钱的原则，与来自重庆的正和银行总经理、广东揭阳人彭秉澄合伙办远洋公司做投机生意，由徐投资200万美金去日本冲绳岛收买美军剩余物资西药、医疗器械 7000箱和大批血浆，运回上海。这个一本万利的生意，没有想到出了问题。血浆不宜久放，因此在上海各大报大登广告，推销“美国冷藏血浆”，引起美国政府不满。原来这些血浆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人民捐献给反法西斯战争前方战士的。现在却有人把它作为商品出售，因而提出抗议。国民党外交部接到美使馆抗议书，将这批血浆和医药及器械全部冻结。徐投资的200万美金无法收回，加上豪华开销，大肆挥霍，投资拿不回来就是挪用公款。于是徐又来一招，把冻结在仓库的200万美金的物资作为抵押，换取资金做投机生意。当时棉纱上涨，他于是大批抢购，囤积居奇。没有想到徐继庄霉运当道，棉纱突然由大涨变为大跌，酿成惨重损失，徐一不做二不休，又动用公款从美国商人那里购到一架二手客运飞机，想办民航公司。他想只要公司办成，挪用的公款可以此搪塞。不料办民航公司的手续却久久拿不下来。此时，冻结的血浆药械仓库费每月要付款，民航机的停机费要缴，所有几个单位人员工资要付，还有这几个筹划人，每天要付出一笔费用，使得徐、沈两个人焦头烂额。 CC吃了农行，还不满足，又垂涎邮汇局。徐的一切活动都为 CC ――中统洞悉，于是列举若干向蒋介石呈报。蒋闻报大怒不止，当场下令上海警备司令部宣铁吾将有关人员立即逮捕。
这个任务交给警司特务大队长戚再玉办理。戚大队长带了大批人马至徐的公馆抓人，不料却已是人去楼空。此时被蒋介石贬职的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已将徐继庄隐藏起来。又在徐恩曾安排下，搞了一个“反逮捕”，以 10条黄金迫使戚大队长就范，由戚负责护送徐继庄出境，逃往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