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是尊严、智慧、和平和安宁的象征。今天，大象这种地球上最高大的哺乳动物仍然成群结队地在行走的非洲中部的干旱草原上。摄影师深入大象的栖息地，记录了这些温柔的庞然大物们的喜怒哀乐。
非洲象简介：
分布于非洲中部、东部和南部。
非洲象生活在从海平面至海拔5000米的热带森林、丛林和草原地带，它是现存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群居，要由一只雄象率领，日行性，无定居。以野草、树叶、树皮、嫩枝等为食。
繁殖期不固定，孕期约22个月，每产1仔，13-14岁性成熟，寿命60-70年。北京动物园1954年开始饲养展出。
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它的体长6-7.5米尾长1-1.3米，肩高3-4米，体重5-7.5吨。最高纪录为一只雄性，它的肩高3.96米，体全长10.67米，前足围1.8米，体重11.75吨。最大的象牙纪录为长350厘米，重约107千克。
“为了创造一个能够与自然相和谐的社会，我们必须首先尊重自然。我们应当根据自然的发展调整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试图去征服或控制自然。这样做需要对自然界发展的深刻理解与认同，也需要能够适应自然界的不确定性的能力。”这是如今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那一类倡导自然环境与动物种群保护的文字，出自克里斯平·蒂克尔的一段着名演讲。蒂克尔的头衔有很多，其中最着名的几个是：牛津大学绿色学院学监，华盛顿气象协会主席，英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以及英国皇家地理协会主席。
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环境意识觉醒的国际十年”。在这十年里，包括非洲象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的命运通过“野生王国”或“国家地理”在电视上播出的特别节目，引起了欧美普通观众与一些相关团体的注意。就南北而言，北半球居民对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部分国家与地区的环境评判，已经影响了这些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生态环境管理措施的制订。事实是，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成为了欧美各种言辞激烈的环保演讲与环保感伤文字经常的针对对象。
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当地保护黑犀牛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而该国的大象数量却与此同时呈上升趋势。从这种奇怪的现象中，可以多少看出一点以津巴布韦为代表的非洲原住民与他们周围的野生环境之间的实际关系。
自英国南部非洲公司1890年成立后，津巴布韦的原住民经历了规模超过非洲大陆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土地隔离。依照英国人制订的立法与税收制度，当地原住民只能选择采矿或到边缘地带的丛林地与荒地耕作两种工作。直至1991年，津巴布韦40%的可耕地仍旧只由不到当地人口的1%的农民在耕种，而且这些农民大多是原住民的后裔。但这些并不影响各种税收站与高级酒吧一直占据着津巴布韦最好的土地，而另一个占地“大户”就是各种自然保护区。当地农民不仅要搬离最好的土地，而且也被禁止在分配给他们的贫瘠土地上捕猎野生动物。1890年以前，津巴布韦的野生动物资源得以保存，也许是因为当时人口密度较低，以及土着居民一直将野生动物当作一种日常食物资源有所保留地利用。津巴布韦恩德培王朝的最后几任国王都曾经努力限制欧洲人在他们国土内的狩猎。其中罗本古拉国王就曾明确禁止猎杀母象与收集鸵鸟蛋，还尝试过限定狩猎区与征收猎物费等措施。
大象是尊严、智慧、和平和安宁的象征。今天，大象这种地球上最高大的哺乳动物仍然成群结队地在行走的非洲中部的干旱草原上。摄影师深入大象的栖息地，记录了这些温柔的庞然大物们的喜怒哀乐。
殖民政府建立后，原住民反而变成了偷猎者。原住民曾经用于当作获取食物与举行典礼的狩猎活动成为非法行为，捕杀大象或其他危害他们部落安全的濒危动物的行为也被禁止。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居民宁愿除掉所有野生动物。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在津巴布韦东北部进行的一次调查仍显示：84.8%的当地居民认为野生动物对他们的生活毫无益处。
1975年在津巴布韦公布的《公园与野生动物法案》标志着政府对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归属问题的态度转变。政府官方承认野生动物是居住在该地的居民的财产。不过，按照当时的土地划分制度，大片商业农场的拥有者显然能比普通农民从这一法案中获得更多的利益。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后，国内马上掀起了一场捕杀大象的风潮。根据当年一位狩猎监督官的回忆，当时90%的捕杀大象行为不是出于获取象牙的目的，而是出于对被保护的野生动物（尤其是在欧洲人管理的国家公园里的野生动物）的反感。直至1989年，津巴布韦国家保护区听证会的十名成员仍全部为白种人。白种人在诸如自然保护之类的问题上，似乎比黑人中的上层精英人物或上百万黑人农民更感兴趣。这种状况无疑影响了所有保护区政策的制订，也限定了参与决定保护区的发展以及人类-野生动物关系的讨论的人员范围。
大多数野生动物保护者同意：非洲象的数量在过去15年间减少了一半；野生动物保护者间没有达成认同的是：非洲象数量的变化在整个非洲大陆上并不平均。事实上，当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大象因为捕杀而急剧减少时，南部非洲包括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博茨瓦纳与南非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大象群落数量正在增加。津巴布韦与博茨瓦纳甚至已经宣布本国的大象数量过多；如果不加控制，有可能会对自身的生活环境造成破坏，并对临近它们居住的人类带来生命威胁。东部与中部非洲对大象的捕杀的确是这种动物遇到的最大威胁。非洲大象与犀牛偷猎者通常装备着AK-47、电锯乃至火箭筒。理查·里基1989年接管肯尼亚野生动物救助协会之前，肯尼亚政府内部腐败横行；野生动物救助协会的雇员也涉嫌参与野生动物捕杀活动。作为补偿的一种姿态，肯尼亚政府号召推行全世界范围的象牙禁令。1989年，里基通过演讲、电视节目与媒体访谈成为国际象牙禁令的高级代言人。这一由政府默许（或至少是宽容）的捕杀到全面禁止象牙贸易的戏剧性转变只用了很短一段时间。此后，肯尼亚执行了津巴布韦已经沿用了五年的对偷猎者的处罚措施。1989年1月发觉自己境内的大象数量由1979年的30万头下降到10万头后，坦桑尼亚开始打击非法象牙贸易，当月逮捕了涉嫌走私184根象牙的印度尼西亚大使。监督野生动物产品贸易的国际性组织是《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缔约国大会（CITES）。CITES目前拥有超过100个成员国，通常每两三年召集一次会议总结讨论某些物种的国际保护等级。CITES的会议报告附录一中罗列了由于濒临灭绝而被全面禁止其产品贸易的物种。1989年起，大象被列入这一附录。在此之前，大象自1979年起一直列名附录二，属于因生存受到威胁而被限制贸易的物种。CITES1989年年会的秘书长雅克·伯尼（JacquesBerney）将成员国之间在大象问题上的分歧总结为：“一方面是那些信奉保守措施、坚持把野生动物当作一种经济资源利用的国家（南部非洲国家）；另一方面是信奉彻底保护的国家，而且他们对西方公众舆论的印象力颇为可观（肯尼亚与坦桑尼亚）。即便现在非洲有300万头而不是65万头大象，有人也会提出禁止象牙贸易。”
1992年召开的CITES年会上，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在原则上同意“发展中国家有理由从本国的自然中获取利润”这种说法，但他们更关心对有限制的象牙贸易的监督问题。谈及大象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的可持续利用前景时，欧美的野生动物保护者通常更倾向于那些“高收费的经济旅游项目”。即：欧美国家的游客付给非洲政府高额费用，换取在一个相对原始的环境里，坐在空调车内观看野兽的权利。津巴布韦与其他南部非洲国家对欧美野生动物保护者借助立法与制裁的力量保护环境的做法颇为不安。津巴布韦的可持续利用政策的出发点不在执行惩治性的法律或进行道德训诫，而是设法让生活在野生动物附近的居民从这些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从津巴布韦的公共土地丹特（Dante）出发的狩猎活动的收费是每名游客两万美元。这两万美元的收益将大部分用于在当地建造两所新学校和一家诊所。丹特在1989年靠小心监督的大象狩猎旅游挣了25万美元。由于当地居民的收入来源依赖于对地方大象资源的有序利用，丹特没有出现滥杀大象的事件。
曾经有人感慨：给大象招来杀身之祸的，就是上帝赐给它们的那对象牙。最近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又公布：人类对象牙的滥猎将导致亚洲象出现基因突变，丧失长象牙的基因，出现新品种的“无象牙大象”。同样的基因突变当然也可能出现在非洲象身上。到非洲遍布“无象牙大象”时，以象牙为理由捕杀非洲象或为非洲象说项的人都会少一些。相比之下，乍得的大猩猩的故事显得更悲惨一些。当年欧洲人在乍得捕杀大猩猩时通常以20个为一组，因为大猩猩肉里以嘴唇最为味美，而20头大猩猩的嘴唇恰好能凑一盘菜。乍得附近的大猩猩被捕杀灭绝后，欧美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保护组织宣布把大猩猩列为受保护动物。只可惜非洲其他地区的大猩猩目前还没有变成“无唇大猩猩”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