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令媒体始料不及的是，穆罕默德·塔伊尔博士在玛丽莲阴道的精液样品中查出了分属于三个不同男人的DNA，其中之一是萨蒙·谢普德，他曾在第一次庭审之前告诉警方，7月2日，星期五晚上，即案发前30小时左右，他和妻子做过爱。另一组与狄克·埃柏林的DNA相符，第三组来源不明。
1997年6月，泰瑞·季尔伯特代表小萨蒙正式向俄亥俄州提起诉讼，控告该州有关当局错误裁决及非法监禁，要求为已故萨蒙·谢普德博士“正名”。也就是说，如若诉讼成功，则官方不但承认萨蒙“无罪”，而且“无辜”。
从法律的意义上，“无罪（Not Guilty）”仅仅意味着“无法证明”，或疑点过多，或“可能是他干的，但证据不足”。所以严格地讲，被陪审团裁决“无罪”者仍可纳入嫌疑人之列。“无辜（Innocent）”则是清清白白，毫无疑问，“不是他干的”，或“与他完全无关”。
在克利夫兰的一些市民们看来，小萨蒙此次诉讼的意图是再明白不过的——“无罪”者或“嫌疑人”无权索赔，所以如若胜诉，小萨蒙的下一着棋就应该是以“无辜”者后裔的身份向政府“要钱”。根据俄亥俄州1989年通过的相关法律，这种赔偿包括被“非法监禁”期间每年2.5万美元，再加上损失的工资及其它个人收入，并计入通货膨胀因素，再加上其他赔偿，如因被判刑而引起的离婚、疾病、伤残、家属死亡等等。泰瑞·季尔伯特请他的会计师计算过，对萨蒙·谢普德的赔偿额应该在250万到320万美元之间。
当时，美国的许多州对此类诉讼都有严格的规定，其中之一是，只有遭到监禁的当事者本人可以提出起诉，当事人死亡则“诉讼逾期”。俄亥俄州虽是没有将此条款正式写入法律的极少数的例外之一，但小萨蒙的案子也是该州首次由后人代理的诉讼。
诉讼的双方就此进行了长达一年你来我往的争辩和听证。就在他们争论的过程中，1998年7月25日，68岁的狄克·埃柏林病殁狱中。12月2日，俄亥俄州最高法院同意受理小萨蒙的案子。也就是说，小萨蒙·谢普德将作为原告，在法庭上指控警方和原来的公诉方。
为了获得具有说服力的DNA对比样品，尽管极不情愿，小萨蒙还是同意他的律师从墓地中取出了父亲的遗体。
面对上百万美元的挑战，原公诉方亦不得不慎重行事。不久，作为被告的港湾区警署和卡亚霍加地区检察长办公室也对玛丽莲重新开棺验尸。除了DNA样品之外，他们其实更想知道玛丽莲腹中的胎儿是不是萨蒙的。这是一条自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流传的谣言，若被证实，公诉方相信，他们便找到了萨蒙·谢普德的“作案动机”。
2000年1月31日，星期三，在小萨蒙·谢普德开始重新调查他父母的案子10年以后，有关“玛丽莲·谢普德凶杀案”的第三次审判开庭。
就其性质而言，这是一场民事诉讼。据相关法律，此类官司的陪审团中只有8名成员，而且最后裁决只需四分之三、即6名陪审员的认可。
按说，此次庭审的议题为“错误裁决及非法监禁”。但是在法学实践中，证明某当事人“无辜”比证明其“无罪”难多了。一般来讲，最有效的手段有二，或者是拿出强有力的证据，如DNA等，以完全排除当事人作案的可能性，或者是证明案犯另有其人。在本案的例子中，前一条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因为案发时萨蒙·谢普德就在现场，所以只能采用后者。具体地说，原告方需要在法庭上证明狄克·埃柏林“有罪”。
甚至在双方的开场发言之前，原告方就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主持庭审的罗钠德·苏斯特法官宣布，根据“就事论事”的原则，原告方不可将1984年的“伊莎·达尔肯谋杀案”，或狄克·埃柏林被列为嫌疑人的其它案子引入法庭辩论。
一直以来，原告方，特别是原告小萨蒙坚信，他们最有力的武器，他们赖以立案的依据，就是穆罕默德·塔伊尔博士的DNA实验结果。
对此，被告方，即原公诉方传唤的若干专家证人，包括法医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向陪审员们指出，本案送检的血液和体液样品采集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离DNA检验法问世还相距30多年，因此，收集样品时的操作规程非常简易，也非常不标准，可以说，完全不符合DNA实验的要求。可能的结果是，现场收集到的各样品相互“污染”。
同样，处理和保管样品的方法也有诸多不合乎标准之处，譬如许多接触样品的工作人员不曾被要求戴手套和口罩，穿特制的实验服，因而可能通过打喷嚏、滴汗或掉皮屑等，将自己的DNA留在样品上。而且在长达40余年的时间里，样品被转送各处，接触过样品者不计其数。更不用说因不符合DNA样品的保存标准，甚至不具备DNA样品的保存条件，样品本身历经多年而腐败变质。
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使案发前两天狄克·埃柏林留在现场的血迹混合到警方的血液和体液样品中。被告方的结论是，这样的样品和这样的试验结果不具有法医学价值。
而且，严格地讲，DNA实验只能用于“排除”，而不可用于“定罪”。换句话说，DNA可以证明某人不在现场，因而排除此人作案的可能性，但不能证明案发时在现场的某人就一定是案犯。
对此，为被告方出庭的检察官司棣文·德威尔在其总结性发言中说：“科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所以才会有像艾滋病一类的不治之症，才会有宇宙飞船失事……当一位科学家在法庭上告诉你们，他用科学的方法解破了一桩谋杀案，或锁定了一名罪犯时，请务必三思。”
记者们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反唇相讥道，司棣文·德威尔自己不也成天价与“科学的方法”打着交道吗？验尸报告、指纹分析、 DNA化验、测谎试验……他离得开哪一样？
被告方的另一处绝妙手笔，是请了萨蒙·谢普德的前律师李尔·拜利出庭作证。李尔曾在1966年成功地为他的委托人辩护，并从此名扬四方。但是这一次，李尔却站在了小萨蒙的对立面，因为他在本案复审期间不止一次地暗示过，后来又在《被告方听证永远不会结束》一书中明示过，杀害玛丽莲的凶手应该是一位“左撇子女人”。
当然，支持这一论点的还有鲍尔·柯克博士的调查报告。柯克博士已于1982年谢世，否则被告方一定会传他出庭。
于是乎，原告方若想证明狄克·埃柏林“有罪”，首先必须推翻鲍尔·柯克博士的结论。而如果推翻了鲍尔·柯克博士的结论，便也推翻了1966年复审的“无罪”裁决。
“历史开了一个多么荒唐的玩笑。”有记者在报道中写道，“谁也不曾想到，33年前为萨蒙·谢普德证明‘无罪’的法宝，如今竟成了证明他‘无辜’的障碍。”
结果可想而知，尽管有凯瑟琳·瓦格纳关于狄克亲口承认谋杀的证词，尽管原公诉方没有在庭审中提到玛丽莲腹中的胎儿是不是萨蒙的，三审陪审团仍于2000年3月13日作出了于被告方有利的裁决。8名陪审员一致认为，原告方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狄克·埃柏林杀害了玛丽莲·谢普德。
因而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萨蒙·谢普德“无辜”。
休庭后，当地电视台记者在法庭外的大街上拦住一些过往行人，问他们对陪审团裁决的看法。一位中年妇女理直气壮地说：“谢普德全家已经没有一个人还留在俄亥俄，凭什么给他们钱？”看来，人们是直接把裁决结果和经济效果联系起来了。
同年5月，俄亥俄州政府立法委员会正式将“只有曾遭非法监禁的当事者本人有权提起起诉，当事人死亡则诉讼逾期”一款写进了法律。这等于是一劳永逸地杜绝了小萨蒙·谢普德、或谢普德家的儿孙后代们再起诉的可能。
至此，历时近半个世纪的“亡命天涯案”——就像老百姓们所称的——总算是彻底了结了，“夹带着一声岁月的叹息”。克利夫兰的市民们到底不肯原谅那位曾经风流倜傥的骨科大夫，因为他毕竟“被证明了通奸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