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里，霍克夫妇点燃壁炉烧毁罪证，包括染了血的衣服，可能还有匆忙中错拿的萨蒙那件失踪的T恤衫，又将萨蒙的钥匙、戒指、手表等物装进绿色布袋，扔到小山丘上，后被他们家的儿子发现。
斯班瑟·霍克身高近1.9米，皮肤被太阳晒成深棕色。
爱莎·霍克是左撇子，抽不带过滤嘴的香烟。
所以，霍克夫妇接到萨蒙的电话就直接赶过去，既没有报警，也没有“想到”凶犯可能还在现场，应该带上防身的武器。
所以，爱莎·霍克一到谢普德家，无须指点就知道玛丽莲的尸体在楼上主卧室里。
但是，弗朗西斯·泰尔迪法官不允许将此“假说”引入法庭辩论。
鲍尔·柯克博士的出庭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看得出来，陪审员们对这位远道而来的柏克莱教授十分信服。李尔·拜利先花了大约两个小时询问柯克博士作为专家证人的资格：4部著作，240多篇科学论文，二战期间曾参与著名的“曼哈顿项目”，即原子弹的研究工作，等等等等。
柯克博士几乎没费什么劲就驳倒了对手玛丽·康威。他说警方关于衣橱门上大块血迹的解释不足以信，因为他们甚至没有化验血型。
至于萨蒙·谢普德的手表，柯克博士指出，那血滴确实是“蝌蚪状”的，“当你看到这样的图案，你很容易想到‘飞溅血滴’……但是请注意，这条‘蝌蚪’的尾巴并不对称。假如是掠过空中的血滴，溅落后应呈对称图案。”所以，可能的解释是，这只表碰到过正在凝结的血。“如果表碰到血，再将表拿开，就会带出一根细细的血丝……就像用手碰胶水一样……那血丝便形成了这种不对称的‘尾巴’。”
而且，手表上有多处血迹，只有这一滴是“蝌蚪状”的。柯克博士肯定地说，其它血迹图案皆可用“接触传递”来解释，特别是在表带断损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血渗进了铆钉脱落后的小孔中。毫无疑问，该处的血是在表带断裂后才染上的。
为被告方出庭的还有萨蒙和玛丽莲的独生子小萨蒙·谢普德。小萨蒙已经19岁，已经没有人再管他叫“土豆片”。萨蒙出狱后，小萨蒙即从伯父斯蒂文家搬到父亲的新家。在萨蒙和雅莉安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也是萨蒙酗酒吸毒最厉害的时候，李尔·拜利夫妇将他接到了波士顿，小萨蒙后来就进了波士顿大学。
有记者计算过，小萨蒙在证人席上一共讲了53个英语单词，诸如：“是的”，1954年7月4日早晨他在家里；“不”，他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被什么声音惊醒；最后，“只迷迷糊糊地记得被人从家里抱走”，并从此再没有回去过。
11月15日，星期二。
公诉方在总结性发言中首先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萨蒙·谢普德没有从楼上卧室打电话？玛丽莲尸体旁边的床头柜上明明就放着一台电话。为什么萨蒙·谢普德没有给警方打电话？
“从被告方的第一位证人出庭，本次庭审的审判对象就变成了玛丽莲·谢普德。你们还记得杰克·卡拉卡吗？他说他看见玛丽莲给一个男人钥匙，并叮嘱他‘不要让萨蒙知道’……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玛丽莲·谢普德，她不是本案的被告人，而是本案的被害人……我需要就这一点提醒你们吗？”
李尔·拜利曾说萨蒙·谢普德没有必要抹去指纹，因为在自己家里，他的指纹本来就应该比比皆是，俯首可拾。对此，检察长约翰·柯里京针锋相对地指出，萨蒙·谢普德抹去指纹是因为，警方不可能在他家里发现别人的指纹。
公诉方不再否认被告人萨蒙·谢普德在7月4日那天受了伤，“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受伤，而在于他如何受伤……玛丽莲濒临死亡，但她并没有躺在那里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她聚起了全身最后的力量，她拼命挣扎反抗。她的手臂在挥舞——你们都看见了她手上胳膊上那些自卫性伤痕，她的脚在踢打。所以，凶犯萨蒙·谢普德才将她的两条腿强压在了床尾的横栏下。但在他这么做的过程中，萨蒙的脖子上遭到了狠狠一击，或一脚。这才是他受伤的真正原因。”
最后是那块染血的手表，“这块表不光告诉我们时间，它还告诉我们，谁是杀害玛丽莲·谢普德的真正凶手。”检察长将他的右手食指指向被告席，并且一动不动地指了足有五秒钟。
被告方在总结性发言中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每一桩案子都是有动机的。公诉方给了你们动机吗？没有。但这并不妨碍你们自己去探究一下本案的动机。
“这桩谋杀案发生在一间不算很大的屋子里。有人对玛丽莲·谢普德恨之入骨。我相信，你们中大概没有人经历过这种仇恨，或被仇恨，但你们不妨想象一下，这种仇恨是如此深重，以至凶手不单要置玛丽莲于死地，而且还在她的脸上、身上留下了一共35道伤口。”
李尔·拜利说，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玛丽莲曾经有过一段婚外情，并激怒了她情人的妻子。“由于某种不便告诉你们的原因，”即泰尔迪法官不允许被告方将对霍克夫妇的怀疑在法庭上公开，“我无法向你们提供更多的明示或暗示，你们也只能依靠现有的证据证词去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很明显，有人被激怒了，激怒到必须杀人。而且很明显，这个人的体力和臂力都远不及萨蒙·谢普德博士。”
李尔将被告方的问题放在了发言的最后：“35道伤口！这个人为什么如此愤怒？到底发生了什么？玛丽莲到底做了什么可以使这个人如此愤怒？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对这些问题的真正答案，那么，就请运用你们的想象力吧。”
第二天，12名陪审员在审议室里呆了整整一天，萨蒙·谢普德抱着酒瓶子喝了整整一天。他对自己说，无论结果如何，他也决不再回监狱。他向小萨蒙透露过他的计划：偷带一支没有子弹的手枪到法庭，如果陪审团宣布他“有罪”，便立马拔枪，大喊：“我决不回去！”于是，众法警纷纷举枪射击——一场“警方协助”的自杀。
晚10时，泰尔迪法官电告李尔·拜利，说他准备送陪审团回旅馆。按规定，陪审员离开法庭时必须要有法官、被告和双方律师在场。就在他们驱车去法庭的途中，法庭工作人员听到了从审议室传出的铃声。很快，陪审团的条子被交到法官手里：“我们做出了裁决。”
李尔让萨蒙坐在他和助手鲁塞尔·希曼之间，因为“萨蒙的状况非常令人担心”。
萨蒙掏出钱包翻了翻，交给李尔，又从身上摸索出两支香烟递给身后的法警。看得出来，两名法警已如矢在弦，一旦听到“有罪”二字，立即就会将萨蒙铐上。
然后，萨蒙低头、闭目、用牙齿咬住手指关节、等待。
10点45分，陪审团终于出现了。萨蒙不敢抬头。鲁塞尔·希曼一一扫过陪审员们的面孔，他觉得他看见了几丝隐约的微笑。
“你没事了。”他用胳膊肘碰碰身边的萨蒙。
果然，“我们裁决被告……无罪。”
砰！萨蒙·谢普德挥起一拳，砸在被告席的桌面上。
法庭外，记者如云。闪闪烁烁的镁光灯将夜空映得如同白昼。萨蒙只讲了一句：“你们且饶过我这一遭吧，”便带着雅莉安和小萨蒙匆匆离去。
李尔被缠不过，随口讲了几句与记者们的提问不相干的话：“公诉方阵营非常强大，他们提出了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我没有料到他们会这么棒。”
那几天的报纸把李尔·拜利捧成了明星，说他能上诉成功已属不易，在复审中取胜更显出了他“庭审策略家”的英雄本色。李尔曾暗示萨蒙将出庭，但他最终也没能再上证人席，一些记者便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通鼓噪，说这也是李尔“用兵如神”的计谋之一。直到1971年，李尔才在《被告方听证永远不会结束》中坦承，庭审期间，萨蒙每晚与烈酒毒品为伍，常常到了法庭还浑浑噩噩，根本就不可能回答问题。
第二年年初，李尔·拜利寄给港湾区警署署长弗莱德·任克翰一封长信，列举被告方对前区长斯班瑟·霍克夫妇的诸般怀疑。李尔在信中附上了面包房司机杰克·卡拉卡的全部证词，还说爱莎·霍克在本案发生后不久到牙科大夫那里补过牙，还说李尔们曾请心理专家为萨蒙实施催眠术，萨蒙忆起他在湖边被人打倒时，对方用脚狠狠地踩他脖子，还记得那人“跑起来有点瘸”，恰如斯班瑟·霍克。
据说，警方曾就此展开过调查，但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起诉。
1967年8月29日晚，全美国有四分之三的家庭收看了电视连续剧《亡命天涯》的最后一集。理查德·肯博尔医生终于擒得真凶“独臂人”，为自己洗刷了罪名，并同时获得新的爱情，从此生活幸福。据美国广播公司ABC称，自萨蒙·谢普德平反冤情后，《亡命天涯》的收视率大幅度下降。
但现实中的萨蒙·谢普德却仍是悖时落伍，无法再将自己的生活拖回正轨。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大哥理查德全家迁去了外州，二哥斯蒂文本也不愿在这个令他们家破人亡的伤心之地久留，无奈丢不下正在冤狱中的萨蒙。复审结束后，斯蒂文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地带领妻子儿女离开克利夫兰，前往旧金山某医院赴任。斯蒂文写信给萨蒙，说院方也答应为萨蒙安排一份医生的工作，但萨蒙不乐意，他还是想做手术医师。当年在港湾医院时，萨蒙的手术是谢普德家父子四人中做得最漂亮的。
1968年5月10日，萨蒙·谢普德重获手术医师执照，但五天之后，即因手术事故造成患者梅丽·达非死亡，萨蒙当时所在的俄亥俄州扬格市骨科医院为他承担了全部责任。孰料不到三个月，萨蒙博士再出事故。8月6日，另一名患者沙缪尔·卢培斯离开萨蒙的手术台后流血不止，三小时内死亡。
萨蒙的手术医师执照虽被吊销，他还可以做一般的非手术医生。萨蒙搬到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自己挂牌行医，但诊所的业务一直开展得不甚理想。1968年12月3日，雅莉安正式提出离婚。
后来，萨蒙靠着他在马其顿监狱攒下的那点底子，做过一段时间的摔跤运动员。1969年10月21日，萨蒙骑摩托车带着他的摔跤经纪人的女儿、20岁的科琳·斯迪克兰去墨西哥度假，回来就对记者们说他又结婚了。
1970年4月6日，萨蒙·弗尔摩斯·谢普德病逝于他和科琳的家中，年仅46岁。死亡证书上填写的死因为“饮酒过量引起的肝脏病变”。据说在他去世之前，萨蒙每天要喝掉两瓶酒精含量50%以上的烈酒。
科琳拿不出她和萨蒙的结婚证书。不过好在，萨蒙名下已无任何财产可继承。
同年，李尔·拜利受理著名的“美莱审判”，关于美军在越南一个名叫“美莱”的小村庄里滥杀无辜。李尔为被告之一鄂尼斯·蒙丁纳上尉辩护。
17年后，1987年9月4日，克利夫兰市中心的勒克坞警署接到一通举报电话，有关一份伪造的遗嘱。
举报人叫帕迪霞·波嘉。她说1979年，她开始与前男友欧比·翰德逊约会，不久，欧比就带着她回家过夜。欧比单身，但不是一个人住。和他合租一套农舍的那位叫狄克·埃柏林，20世纪50年代曾为谢普德家洗过窗户。
帕迪霞见到他时，狄克已经不洗窗户了，他当时的工作是全日制照顾一位富有的孤寡老妪伊莎·达尔肯。很快，帕迪霞和狄克也成了朋友。
1981年某日，狄克让帕迪霞在一张空白的打印纸上签她的名字。帕迪霞看见上面还有伊莎·达尔肯的签字，便问。狄克说，老太太要他找一位算命的替她看看手相，因行动不便，又不愿让算命人来家里，算命的就说，写了自己的名字拿过来也行。又因为跟算命人讲好了“买一送一”，狄克就想着要将那“送一”送给帕迪霞。
帕迪霞不信。
帕迪霞后来说，作为一名罪犯，狄克·埃柏林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太爱炫耀自己那点小聪明。“他永远管不住自己的嘴。你只要给他多灌两盅，或只是陪着他多坐一会儿，他就开始说傻话了。”到后来，狄克说出他确实是想伪造老太太的遗嘱。
因为帕迪霞·波嘉成了知情人，狄克答应事成之后给她10%。
过了不久，帕迪霞和欧比分手，一个人搬到佛罗里达州。
又过了不久，1983年11月15日，80岁高龄的伊莎·达尔肯在自己家里跌了一跤，从脖颈以下全身瘫痪，在医院的病床上昏迷了七个星期，于1984年1月3日谢世。
葬礼之后，达尔肯家的亲戚们从律师那里听见一个令他们惊愕不已的消息：老太太将她总值150万美元财产的70%留给了“我最亲爱的狄克，一位绅士，一个我曾求之而不得的儿子”。
帕迪霞向警方承认，她告发狄克是因为他翻脸不认账，拒绝付给她的份额。
帕迪霞还承认，她曾与狄克合伙制造过几起假抢劫，以骗取保险公司赔偿。
在伪造的遗嘱上签字的“证明人”还有戴尔和芭薇莉·辛德勒夫妇，他们也算是狄克的朋友，也曾与他合伙骗过保险公司。芭薇莉还兼假遗嘱的打字人。
在警方的测谎试验中，芭薇莉供出伊莎老太太之死也是狄克·埃柏林一手造成的。她说大约是在1985年，她丈夫戴尔因病住院期间，一天晚上，狄克带她到一家高级餐馆“蓝狐狸”，两个人且喝且聊，谈到了伊莎·达尔肯。芭薇莉说老太太真是不幸，摔一跤就再也起不来了。
“她没摔跤，是我干的。”狄克说，带着几分醉意，也带着几分得意。
警方专家开棺验尸，果然发现在伊莎·达尔肯摔倒之前，有人从后面击伤了她的脖子，其部位与30多年前萨蒙·谢普德的受伤部位非常接近。
1989年7月，狄克·埃柏林因犯谋杀罪、伪造文件罪、非法侵占巨额财产罪和策划阴谋罪等被判无期徒刑。帕迪霞·波嘉因举报有功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帕迪霞说：“他当初哪怕给我5000美元，也不至落得今天的下场。”
狄克说：“我应该把她的尸体火化掉。”指伊莎老太太。
1989年11月，小萨蒙·谢普德接到一封寄自俄亥俄州立监狱的信。此时，小萨蒙已经42岁，州立监狱也已经从马其顿搬到了黎巴嫩。寄信人是狄克·埃柏林，他在信中写道：“萨蒙，我知道谢普德案的真相……”
次年3月，小萨蒙从波士顿飞抵黎巴嫩监狱与狄克见面。狄克讲了很多关于谢普德家和谢普德夫妇早年的事，说玛丽莲不是一个十分本分的家庭主妇，有时候在家呆腻了，想出去玩，就让狄克照顾小萨蒙。狄克还能凭记忆画出谢普德家各房间的布局。
狄克说，谢普德案的真相一直不能公开，因为关系到“一些活着的人的声誉和事业……我决定现在告诉你，是希望能帮助她的儿子理解案子的前因后果”。
狄克·埃柏林的故事始于1954年7月2日，那天早晨，他去谢普德家洗窗户。当时萨蒙和玛丽莲都在家，夫妻俩还请狄克在厨房里吃了玛丽莲新烤的甜面包。大约五分钟后，斯班瑟·霍克来了，很熟门熟路地将带来的一包肉直接放进厨房的冰箱里，说了一会儿话，告辞。不久，萨蒙也上班去了。
上午，狄克正在洗二楼的窗户，听见另一间屋里有人大声说话，一看，是爱莎·霍克不知什么时候闯来了。狄克听见爱莎跟玛丽莲叫道：“你要是再跟他来往，我就杀了你！”
狄克看见玛丽莲把爱莎带到楼下，给她倒了一杯咖啡。爱莎走后，玛丽莲对狄克说，爱莎心情不好，一直在吃药，还经常喝酒，但她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