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星期二下午，本杰明在证人席上告诉陪审团，1950年5月或6月，罗森伯格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到了他的小相馆，本杰明替这一家人照了一整卷共36张。尤里乌斯对摄影师说他要“护照尺寸”的照片，因为他们将去法国旅行。
3月28日，开庭第15天，双方总结性发言。
伊曼缪尔·布洛奇代表被告方首先致词：“我方在开场发言中曾指出，人们想要从公诉方那里听到看到的，不是对被告人某个信仰的攻击，而是证据……公诉方究竟向法庭提供了什么样的证据呢？一言以蔽之，四个字：‘口说，无凭。’”
伊曼缪尔说，公诉方对罗森伯格夫妇的指控仅来自一些供词，来自各人说的话，他们拿不出任何一件像样的物证。剪成拼图式的果冻盒子也好，透镜镜模图或原子弹横切剖面示意图也罢，都是后来的制作，因而完全不具备作为“证据”的条件和价值。再如，FBI有本事查到了格林拉斯夫妇的上千美元“间谍酬金”，连六年前的银行账目都给追出来了，却始终不能证明罗森伯格夫妇曾获得过“非法收入”。不单没有证据，连证词也只是戴维从鹭鸶那儿听来的“两只手表和一张折叠桌”，而且，FBI把罗森伯格家翻了个底朝天，也没见到那三件东西。罗森伯格家中甚至没有相机胶卷等摄影器材或其它从事“特务活动”所必需的工具。
谈到“供词”，伊曼缪尔将矛头直指格林拉斯夫妇，说这桩案子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格林拉斯对罗森伯格”：
在我准备这段总结性发言时，我很想找一本字典，看能不能查到一个可以用来形容戴维·格林拉斯的词。我知道我找不到。不光是英语，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语言中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词。
我只知道一件事，我想你们也应该知道，那就是：血浓于水。一个对他的同宗骨肉、对他的至亲姐姐都不放过、都要竭尽污蔑攻击之能事者，不消说，一定是一个下作、卑鄙、无耻的小人，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践踏了所有文明人类的感情，他只配被称作低级动物中的最低级者。
我怀疑在你们的自身经验中你们是否遇到过、或读到过这样的人：他一面在断送他亲姐姐的性命，一面却在微笑……你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人值得你们的信任吗？……
而且，他还非常自得，有恃无恐，因为有美国政府替他撑着腰，有FBI替他撑着腰，有公诉方的鄂文·希普尔替他撑着腰。而这些人，在寻常百姓的眼中，应该是一群能人，一群智者。
如果本案是关于一桩险恶的阴谋，或可怕的罪行——让我告诉你们，女士们先生们，这确实是一桩极可怕、极严重的罪行，或者说，一笔极肮脏的交易——作为交换的条件，格林拉斯夫妇为FBI，为公诉方找来了替罪羊，结果是，鹭鸶·格林拉斯已经承认自己犯有“间谍罪”，她的名字已经被作为罪犯列到了起诉书上，但她居然没有被拘捕！
…………
当然，和所有的人类一样，戴维也具有感情，也具有爱。你们都听见他在法庭上说过，他爱妻子胜过自己……女士们先生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戴维·格林拉斯不惜牺牲他的姐姐和姐夫。
至于“俄国人给的钱”呢？他们用那笔钱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还预付500美元的头款买下一栋平房。他们花起这些不义之财来一点儿也没感觉不自在，一点儿也没感觉问心有愧。他们是两个地地道道的无耻之徒。他们盗窃国防机密，传递原子弹情报，都是为了钱……可以想象，他们将为钱做任何事情，甚至谋杀。是的，他们正在谋杀。
……这就是格林拉斯夫妇的计划——应该说，主要是鹭鸶的计划，我想你们都看得出来，她是他们两个人中的主谋和策划者——他们需要供出其他的人，以保全自己，为自己减刑……这就是他们选定的目标：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而开除公职的尤里乌斯·罗森伯格，和同样可能是共产党人的依莎儿·罗森伯格。罗森伯格夫妇曾公开地表达过自己对美国和苏联的看法，这在苏联还是美国的盟友时犹可，但在今天，只会遭到普遍的谴责和诅咒。
看看他们，看看被告席上的这两个所谓的“间谍”，他们住在尼克巴克村一套月租45美元的公寓里，他们得自己操持家务，他们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他们家境窘迫，每每靠借贷赊账度日。
看看这个所谓的“女特务”，再拿她和鹭鸶·格林拉斯作比较。是谁打扮得活像一个廉价模特儿，神气活现地跑到证人席上信口雌黄，指手画脚，唾沫星子乱溅？……如果鹭鸶·格林拉斯不是一个妖魔，那么请告诉我，谁是？
…………
午饭后，鄂文·希普尔代表公诉方发言。
我说过，本案尚存诸多疑点。换句话说，还有不少我们不清楚的地方、或不知道的细节。但有一点我们知道，清楚地知道……我们知道，这些间谍从我们国家窃取了人类迄今为止最重大的秘密，把它拱手送给了苏联。我们知道，尤里乌斯·罗森伯格和依莎儿·罗森伯格一直在试图发展他们的谍报组织和特工人员。我们知道，1944年，尤里乌斯和依莎儿把戴维·格林拉斯拉下了水，唆使他为尤里乌斯盗窃原子弹机密，而后转交给俄国人。
我们将要求法庭对戴维·格林拉斯在1944至1945年所犯罪行从宽处理，因为他据实交代了他是“罗森伯格间谍网”中的一员。你们都听到了他的证词，看到了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你们听到他承认自己有罪，你们听到他详细描述参与间谍活动的细节。他的所有这些交代，这些自供，句句属实，字字经得起推敲。他的所有这些交代，这些自供，甚至把他自己摆到了可能被判死罪的位置……被告方口口声声说，戴维，或格林拉斯夫妇，因为与罗森伯格夫妇为生意上的事发生了口角，产生了嫉恨，于是才编造出了所谓“间谍”的谎言……试想，若果真如此，为什么在戴维准备逃亡时，会去找尤里乌斯——他的敌人——求援？
……你们一定还记得，戴维·格林拉斯在证人席上谈到了他早年对尤里乌斯·罗森伯格盲目的“偶像崇拜”。可以断定，他之所以从事那些间谍活动，只是因为尤里乌斯对他的影响太大，使他无条件地相信他，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
其实关于本案的争端，已经远远超出了“家庭”的范畴。确切地说，仅用“家丑”、或“格林拉斯对罗森伯格”来解释其前因后果是绝对不够的。如果在这桩案子中真的有谁亲手断送了他的同宗骨肉，那便是一个姐姐和一个姐夫，他们硬将一名美国军人拖入了背叛祖国、效忠苏联的泥潭。讲到这里，我想顺便谈一谈格林拉斯们和罗森伯格们之间的区别。以我的观点，其区别仅在于格林拉斯们讲了真话，他们试图将功赎罪，试图以与政府合作的态度来弥补曾经对国家对世界造成的危害。而罗森伯格们，却是执迷不悟，死不悔改，即使面对着这么多的真凭实据，仍试图以谎言来掩盖自己的罪孽。到头来，只能是加重了自己的罪孽。
…………
你们一定还记得，在戴维那年9月的休假期间，罗森伯格夫妇从他那里获取了原子弹横切剖面示意图和长达12页的文字说明。就在当天下午，在他们梦露街10号的家中，被告依莎儿·罗森伯格开始一个字一个字、一个键一个键地在她的打字机上敲打出这些即将交给俄国人的材料。当时她是否知道，她的每一下敲击，都是在向苏联表示一份效忠，都是在朝背叛她自己国家的方向迈出一步？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
在我的发言结束之前，我也想请你们看看被告席上的这些“所谓间谍”。他们在二战期间即达成了一项行动协议，按照这项协议，他们从事间谍阴谋活动，为一个外国政府窃取情报，而那个外国政府如今正扬言要将我们“从地球的表面上消灭干净”，那个外国政府也完全有可能这样做，利用本案被告们窃取和传递的关于核武器和其他武器的情报，威胁我们，毁灭我们，以及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我方向法庭提供的大量证据已经证明了本案被告们的背叛行径，证明了他们对国家对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这样的人不配得到任何怜悯与同情，也不配得到任何宽恕与赦免。
检察官情绪激动，嗓音提到了生理允许的最高极限。在麦卡锡主义肆行的1951年，这些极具煽动性的语言对陪审员及法庭中众旁听者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
陪审团进入审议室的时间是同日下午6点半，晚饭后。在他们离庭之前，鄂文·考夫曼法官对陪审员们的指示中提到了虽然在本案初期的1944至1945年，苏联和美国算是朋友和同盟国，但向别国提供军事机密仍应被视为犯罪，也例行公事地提到了被告在证人席上拒绝回答问题不应作为影响裁决结果的一个因素，提到了公诉方和被告方陈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案情，陪审员们必须凭借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决定，他们应该相信哪一个，还提到了陪审团的任务只是送回“有罪”或“无罪”的裁决，而无须考虑裁决结果将会导致什么样的量刑。
第二天上午11点01分，在经过7小时45分钟的审议后，陪审员们终于回到了法庭。
法官命被告方全体起立，人们随即听到了陪审长文森·勒邦尼的宣布：
我们裁决被告尤里乌斯·罗森伯格有罪。
我们裁决被告依莎儿·罗森伯格有罪。
我们裁决被告摩顿·索贝尔有罪。
一周后的4月5日，星期四，107号庭再次爆满。诚如某报记者所言：“公众急切地等待着法官为三名被告量刑结果的揭晓。”
依莎儿和尤里乌斯手握着手，挺直身子站在法官席前。鄂文·考夫曼刚开口，不远处便响起教堂报午的12下钟声，法官只得提高嗓门：
本庭认为，你们所犯之罪较之于谋杀更甚……你们提供的情报帮助苏联提前若干年完成了他们的原子弹研制，并助长了，以本庭的观点，共产党国家在朝鲜战场上的势力，导致了美军将士五万余人阵亡，而且，谁知道，也许还将会有上百万无辜百姓因为你们的通敌叛国而付出代价。
一些法学界人士，譬如当时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约瑟夫·沙里特等，指考夫曼法官的这一说法为“毫无事实根据的、别有用心的捏造”。
最后，法官宣布判处尤里乌斯和依莎儿·罗森伯格死刑，暂定于1951年5月21日开始的一周内执行。判处摩顿·索贝尔有期徒刑30年。
罗森伯格夫妇离开法庭后，先被带到法庭大楼地下室的牢房里隔离拘押。很快，人们听见了依莎儿的歌声，尤里乌斯不时回应作答，或高喊一些带鼓励性的话语。依莎儿唱了大约一小时，直至夫妻俩被分别递解回各自所在的纽约市立监狱和纽约州立女子监狱。
第二天，考夫曼法官宣布判处戴维·格林拉斯有期徒刑15年。法官说，对格林拉斯夫妇的从轻发落体现了政府方面对他们为破获这起间谍案所作努力的认可，法官还表彰了戴维出庭作证时的勇气等等。
4月11日，星期三清晨，女子监狱狱方突然通知依莎儿转监。她被带到了地处纽约州北部奥新宁的新新监狱，是当时监狱死囚牢中唯一的女犯。整整一个月，依莎儿差不多完全与外界隔绝，直至5月中旬，尤里乌斯也被送进新新监狱死囚牢，监禁在离妻子约30英尺之遥的另一间牢房里。从此，每个星期三上午，夫妻俩被允许短暂相见。其时，尤里乌斯被带到依莎儿监牢旁边一个钢制的笼子里。他们的律师每月来监狱探访一次，偶尔还带来两个孩子。
几乎是在庭审刚一结束，尤里乌斯和依莎儿的辩护律师亚历山大和伊曼缪尔·布洛奇父子便开始着手向各级法院的上诉，夫妻俩的死刑执行期也因此而一再延缓。律师们递交的上诉状中列举的理由包括，一、公诉方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罗森伯格夫妇的“策划间谍阴谋罪”，特别是对于依莎儿的指控。二、考夫曼法官在主持审判时带有太强的倾向性，有失公允。三、量刑过分严酷，违法了宪法修正案第八款。
在罗森伯格夫妇从被捕到审判的1950至1951年间，美国共产党一直对此案保持沉默。由于当时麦卡锡主义带来的白色恐怖，在“罗森伯格间谍案”开庭时，美国共产党中的高层领导人已悉数被捕入狱，所加罪名从“蛊惑民众”到“预谋推翻政府”不等。
1951年4月6日，罗森伯格夫妇死刑判决的第二天，美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劳工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性报道，题为《朝鲜战争的替罪羊：罗森伯格双双被判极刑》，认为对尤里乌斯和依莎儿的判刑“是极不公正和极不人道的”，由此揭开了各地乃至各国民众为罗森伯格夫妇请愿以及后来法学界就此案展开讨论的序幕。
同年8月15日，一份非共产党周刊《国立卫报》发表文章，指“罗森伯格间谍案”为“一起罕见的重大政治冤案”。从8月22日到10月3日，该杂志刊登了七篇连续报道，称罗森伯格案是“FBI一手炮制的政治迫害”，罗森伯格夫妇是“由美国政府掀起的反共狂热的牺牲品”。
10月15日，《国立卫报》宣称，一个全国性的委员会业已在纽约成立，其名称直译就叫做“为罗森伯格案讨还公道全国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向社会各界公布有关罗森伯格案的真相，并为冤狱中的尤里乌斯和依莎儿募捐请愿。
也是在这个时候，国内外公众开始对麦卡锡主义的极端反动和倒行逆施表示怀疑和谴责，一些欧洲报刊在公开发表的评论中将约瑟夫·麦卡锡与德国纳粹头子阿道夫·希特勒相提并论。作为对麦卡锡主义的疯狂、颠倒和诸般歇斯底里行径的指责和抗议，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率先成立了声援罗森伯格夫妇的各种委员会。到1952年末，类似的团体已遍布东西欧各地及以色列等国，由各国共产党组织的群众集会、示威游行等此起彼伏，参加者逾万。
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各地的法学界人士，尤其是当时的各大院校法学院学生和一些年轻律师们，也有为数可观的专家甚至法官们，纷纷加入到关于“罗森伯格间谍案”的自发讨论中。凡是写进本案法庭记录的内容，从双方律师的发言，到法官的指示和评论，到所有证人的证词等，无一不被提出来逐字逐句加以剖析，或与其它来源的资料、主要是FBI的审讯记录等相对照。凡是本案所涉及的法律条文，无一不被逐条加以揣摩。由此，便有了后来发表和出版的上百篇论文和近十本专著。
套用一句司法界业内人士的口头禅，这是一个“满拧（twisted）”的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