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科慢条斯里，语音平和，但了解他的人都能看出来，这位“表演艺术家”实则相当紧张。事后，一位朋友对罗斯科提起，有记者称他是在法庭上“演戏”，罗斯科回答说，那是我一生中“最要命”的一场戏。又说当时唯一支撑着他的，就是卡文·麦克钠讲的一句话：你只要能沉得住气，就没事。
然后，里奥·弗莱曼问到了正题：“你走进1219号房间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关好门、插上插销。我想换衣服。”
“还有别的原因吗？”
“没有——没有别的原因。我直接走到卫生间，推门。门被拉培小姐抵住了，因为她躺在地板上，两手按着肚子直哼哼……她看上去很难受的样子，好像喘不过气来。”
里奥·弗莱曼问一句，首席公诉人马休·勃拉狄就招手让他过去耳语一阵。
“你有没有听见有人在外面踢门或敲门？”
“没有。”
“你从1219号房间出来时，身上穿的什么？”
“浴衣。”
“你有没有告诉过饭店经理，拉培小姐为什么难受？”
“没有。我怎么知道她为什么难受？”
“你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你看见拉培小姐时，她正躺在卫生间里？”
“没有人问起。”
“你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你还看见拉培小姐躺在两床之间的地板上？”
“没有人问。不过我现在正在告诉你。”
“你只说‘拉培小姐病了’，除此而外，你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任何事情？”
“没有。”
“也没告诉大夫？”
“没有。”
“黛尔蒙夫人进房间之后，你也进去了，你看见拉培小姐——？”
“光着身子。黛尔蒙夫人用毛巾裹了冰。床上有一些冰块，拉培小姐的身上也有一些冰块。我从她身上拿起一块冰，问黛尔蒙夫人她这是在干什么。她要我把冰块放回去，还说她知道如何照顾弗吉妮雅，还命令我离开，别烦她们。我让她闭嘴，否则就把她扔出窗户去。”
“在此之前，你跟别人谈起过这些吗？”
“哦，是的，在我刚被捕的时候，我告诉过弗兰克·多明古兹先生。”多明古兹先生是罗斯科在好莱坞的法律顾问。
交叉取证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罗斯科·亚博克尔自始至终没有崩溃。
最后，弗吉妮雅·拉培的膀胱被送上法庭。尽管遭到被告方首席律师卡文·麦克钠的奋力抗议，说那玩意儿“龌龊腌臜”，霍拉德·罗得巴克法官还是允许公诉方将其作为“物证”引入法庭辩论。
为此，双方各派了自己的医生出庭。辩论的焦点是，弗吉妮雅的膀胱是在“圣弗朗西斯派对”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病变，还是在派对期间被暴力撕裂。不过还好，一番争执之后，专家们达成了共识：该器官有明显慢性炎症症状。结论是：其破裂并非由外力造成。
闻听此言，罗斯科裂开大嘴，不顾庭审还在进行中，与他的律师们相互捶肩砸背，额手称庆。他们想，只等总结性发言一完，这一切就应该结束了。
助理检察长里奥·弗莱曼率先代表公诉方发言：“普瑞文小姐告诉我们，他紧跟着她走进1219号房间，并立即关上门……但是这个人，这个靠表演谋生的戏子，却在证人席上对你们说，他根本没有看见拉培小姐进1219，他想不起来了。
“他不敢告诉你们，他是紧跟着她进去的。
“然后呢？门开着吗？没有。等到门终于打开了，拉培小姐已经躺在床上，呻吟，翻滚。而被告只轻描淡写地对人说一句：她病了……
“这个躯体庞大、心慈面善的喜剧演员，这个有本事让全世界开怀大笑的喜剧演员，他有没有说：‘赶紧给她找个大夫’？没有。他说的是：‘闭嘴，否则我就把你从窗户扔出去。’”这里，里奥·弗莱曼又玩了一次偷梁换柱。
“然而，他并不仅只满足于把她从窗户扔出去，他还打算继续戏弄她，于是，他取来冰块放在她身上……我们无需更多的证据，被告自身的行为已经证明了他的罪孽，而以圣弗朗西斯饭店为舞台的整个这场戏，更是向你们演绎了罗斯科·亚博克尔的心理病态。”
被告方首席辩护律师卡文·麦克钠接过里奥·弗莱曼撂下的话题，指出“把你从窗户扔出去”这句话是针对尖嘴利舌的玛蒂·黛尔蒙，而不是弗吉妮雅·拉培，指出罗斯科·亚博克尔“自身的行为”只是试图帮助突然犯病的弗吉妮雅，指出是弗吉妮雅自己撕去了衣服，而不是罗斯科。
卡文提醒陪审员们，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法律，如果某项证据，或某位证人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又没有被其所属的一方提交法庭或传唤出庭，则可以假定，该证据或证人一定于那方不利。
卡文·麦克钠想说的是：“你们在这座法庭上不断地听人提到一个名字：玛蒂·黛尔蒙。她，便是一手编织出这张网络的始作佣者，她，便是跑到警方那里控告亚博克尔先生的‘原始证人’。问题是，在本次庭审中，我们的地区检察长提交了这样那样的证据，传唤了这样那样的证人，却为什么独独没有传唤这个女人出庭？”
卡文·麦克钠停顿片刻，留出时间让“他的话语在空气中沉淀”，让法庭中的人们去思考一下他的“为什么”，尔后继续道：“他为什么没有让她坐在证人席上，所以你们，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可以看到和听到她？他为什么情愿用别的替代品来取代这位在‘案发’过程中一直陪伴于‘受害人’弗吉妮雅·拉培左右的‘关键证人’？……玛蒂·黛尔蒙以她一贯的伎俩，将她的谎言兜售给了警方和公诉方。而她本人却踪影全无，躲进了不知哪里的犄角旮旯。”
事实上，也正是由于玛蒂·黛尔蒙的“职业骗子”背景，才使得公诉方在开庭之前将指控罗斯科·亚博克尔的罪名降低了两级。
至于公诉方的其他证人，“普瑞文小姐和布莱克小姐被地区检察官们非法软禁，被投入了他们‘私设的监狱’。他们剥夺这两位姑娘的自由，是为了胁迫她们到法庭上作伪证，以剥夺另一个无辜者的自由……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这是旧金山的耻辱……
“公诉方的另外两名证人对你们说，拉培小姐年轻健壮，具有运动员般的体魄。若果真如此，她在遭到强暴时，为什么没有在案犯身上留下反抗的印记，为什么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公诉方的专家证人对你们说，根据门把上的指纹，拉培小姐曾试图夺门逃跑。若果真如此，为什么没有人听见她呼救？
“不光是我方的证人，公诉方的证人也证实了，拉培小姐的身体并不健康。她的病由来已久，病魔已经侵蚀了她的几乎每一寸肌体。这样的一个女人躺在那里，喘息呻吟，口吐白沫，绝对激不起任何一个男人哪怕是最低级最卑俗的欲念。
“你们听到了关于本案的不止一种理论，不止一种解释——但无论哪种理论，都有它的无法解释之处。如果拉培小姐是那样一种状况，不会有男人愿意碰她。如果拉培小姐身强体健，也没有男人能够碰她，而不惊动周遭的人们。至少，他不可能在十分钟内得手。”卡文·麦克钠指的是，罗斯科·亚博克尔发现弗吉妮雅·拉培呕吐后，只单独和她在1219号房间里呆了十分钟。
“你们恐怕都听说过‘时间不等人’这句老话儿，你们恐怕也听说过不少人消磨时间（kill time）。现在，在这座法庭上，你们又听到了‘时间杀人’。是的，依照公诉方的计算，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的十分钟……而这十分钟，却有可能扼杀掉一个人的一生。
“不错，罗斯科·亚博克尔确实是一位具有极高知名度的伟大的艺术家，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要求你们给予他任何特殊的考虑。我们和你们一样，认为在法律面前，他应该和所有的美国公民一视同仁，概莫能外……一句话，你们就当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就当他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就当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但在临结束前，这位被告律师还是不由自主地再次提到罗斯科的特殊身份：“一个曾经为数百万孩子的生活增添过甜蜜的艺术大师，他走到你们的面前，呈上自己简单而真实的故事，然后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你们手里……这桩所谓的‘案子’中根本没有犯罪……为了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罗斯科·亚博克尔此生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还有必要再让他为了那些莫须有的罪名而继续无端遭受磨难吗？”
和被告方不一样，法官霍拉德·罗得巴克又给了公诉方第二次机会。
助理检察长米尔顿·乌仁首先申明，他不会就卡文·麦克钠发言中的问题作答，“我将不为我和我的办公室提供任何辩护，只把我们的名誉和声望交给陪审团……
“在今年9月5日的那个下午，圣弗朗西斯饭店里正在举行着一个古巴比伦式的奢华淫靡的盛筵，或古希腊式的纵酒狂舞的欢宴。只不过，那里没有巴比伦国王贝尔沙萨（Belshazzar），有的只是这个人，”米尔顿·乌仁指向被告席，“我们的幽默之王，喜剧之王。和贝尔沙萨一样，在他的王国里，罗斯科·亚博克尔身边环绕着骑士们和女士们……这个人，这个被麦克钠先生誉为曾经给数百万孩子们带来欢笑的人，在形形色色的男宾女客面前只穿了一件睡袍，整个下午就只穿了一件睡袍！我的上帝，他为孩子们带来欢笑？！当那些赞美之词从麦克钠先生的嘴里源源而出时，我就在想，假如美国的孩子们，美国的母亲们，看到这个人在那天下午穿着睡袍，和他的骑士们女士们喝着‘黑酒’作乐，他们会怎么想？……这个人，他不配‘为孩子们带来欢笑’，因为在他华美的外表下，在他的骨子里，就像你们在这个案子中所看到的，已经腐败透顶……
“假如美国的孩子们看见罗斯科·亚博克尔将冰块放进弗吉妮雅·拉培的阴处，他们以及他们的母亲们还怎么可能笑得出来？哦，帮帮忙吧，他让整个世界欢笑？！感谢上帝，他再也不会让这个世界笑了。”
助理检察长用了一连串的排比句结尾：
我们请求你们尽你们的职责，就像旧金山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所应该做的那样。
我们请求你们尽你们的职责，所以当你们面对本埠的市民们，才有勇气直视他们的眼睛。
我们请求你们尽你们的职责，所以当你们回到家里，才可以毫无愧疚地拥抱家人。
我们请求你们尽你们的职责，所以当你们将孩子抱坐膝上时，你们知道，你们尽其所能地保护了他们免遭本案被告、以及世界上所有现在的和将来的“罗斯科·亚博克尔”们的毒手。
我们请求你们尽你们的职责，让这个人、以及世界上所有的“罗斯科·亚博克尔”们明白，美国妇女不是他们的手中玩物。
1921年12月2日，星期五下午4点15分，五女七男12名陪审员带着霍拉德·罗得巴克法官的指示退庭。他们在审议室里度过了整个周末，于12月4日中午向法官送回了“悬置未决”的结论。根据相关法律，在对被告罪行进行裁决时，无论“有罪”或“无罪”，都必须以12票全票通过，哪怕差一票也算“悬置”。
陪审员们的投票结果为11比1，唯一的“有罪”票来自一位名叫海伦·哈波德的妇女。据悉，海伦在审议期间只一口咬定罗斯科·亚博克尔强奸了弗吉妮雅·拉培，但拒绝陈述自己的理由，亦不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事实上，当其他陪审员试图说服她，或与她讨论时，海伦屡屡用双手堵住耳朵。逼急了，就甩出一句“无可奉告”。事后，媒体纷纷就此事撰文，认为是公诉方“收买”了海伦·哈波德。
但不管怎么样，对于罗斯科·亚博克尔，这应该结束的一切并没有结束。
敏达·杜尔菲陪着丈夫回到罗斯科在好莱坞亚当斯西路的家里，夫妻俩谁也没心思过圣诞和新年。整整一个月，罗斯科闭门谢客，只将自己关在书房里或哭泣，或发呆。他本来对陪审团的裁决充满了信心，但现在，却在担心着即将来临的第二次庭审。
社会上仍有流言蜚语，其一是说，罗斯科在派对上挑逗弗吉妮雅：“我已经等了五年，今天你休想再逃掉。”这话原本是出自玛蒂·黛尔蒙之口。玛蒂没有资格出庭，这句话也没有资格拿到法庭上，但谣言之所以能成为谣言，自有它生生不息的顽强，也自有它的传播渠道。一些好事之徒又借着玛蒂的版本肆意发挥，传到后来就变成了罗斯科一路追着弗吉妮雅到1219号房间，嘴里还叫道：“我来了，弗吉妮雅。”
另一则是讲，罗斯科作案时曾将一只可乐或香槟瓶子插进弗吉妮雅的阴道。一种说法是，罗斯科因在派对上吸了毒或饮酒过量而下体疲软，难成好事，遂用瓶子代替，也因此而捅破了弗吉妮雅的膀胱。还有一种说法是，玛蒂·黛尔蒙看见弗吉妮雅下身出血，她本人，或她指使着罗斯科，拿了瓶子试图堵住止血。故事的结尾是一致的：当警方到达时，罗斯科将瓶子扔出窗外，一面得意地喊：“啊哈，证据去也。”
尽管没有任何法庭记录、警方报告或知情者的访谈佐证，这一情节却成了本案中最走俏、也最丑恶的段子。许多年后，不少人记忆中的罗斯科·亚博克尔仍是“那个拍喜剧片的胖子，他用瓶子强奸了一个女演员”。
1922年1月11日，罗斯科·亚博克尔和他的律师们重返旧金山地区最高法庭。
距第一次庭审刚刚过去一个月，所有的证据都事无巨细地被媒体报道过了，该说的话也都说过了。再重复一遍？不光听众感觉乏味，记者感觉乏味，连律师们也感觉乏味。卡文·麦克钠后来承认，他当时都不知道应该在第二次庭审中做点什么好。
挑选陪审团花去了六天，比第一次庭审时长出一倍的时间，因为在旧金山，几乎不可能找到12个从没听说过“圣弗朗西斯派对”的市民。
公诉方的第一位证人是阿丽丝·布莱克，她对律师们的问题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回答是“我忘了”，“想不起来了”。记者们于是说，是公诉方忙着过年过节，“忘了”在开庭前排练。
第二位是若伊·普瑞文，她也忘了不少事，却记得没有听见弗吉妮雅·拉培指名道姓地指责罗斯科。
公诉方专家证人爱德华·赫里奇博士的口气不再似第一次庭审时那般强硬，他承认门把上的指纹有可能是伪造的。
被告方将取证的重点放在弗吉妮雅身上。卡文·麦克钠从洛杉矶请来了这位女演员的左邻右舍，及前后数任情人，证明弗吉妮雅“跟不知多少男人睡过觉”，而且每每有所图，完全够得上“妓女”的定义——以性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