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下午，罗斯科、弗莱德和洛维尔一行人离开旧金山，乘“哈佛”号客轮和“利箭”牌旅游车一起从海路返回洛杉矶。临走以前，罗斯科付清了他们在圣弗朗西斯饭店的所有账单，还预付了1227号房间的房费、客房送餐费以及大夫出诊费。只是，三个人谁也没去看望弗吉妮雅，或与玛蒂·黛尔蒙打声招呼。
据说在返回南加州的途中，弗莱德屡屡提到弗吉妮雅的事，且神色悲戚，叹息不已。罗斯科仍是不以为然，仍称弗吉妮雅为“妓女”。最后一次，罗斯科反问弗莱德为什么对这件事如此上心，是不是与弗吉妮雅“有一腿子”？弗莱德才丢开了这个话题。
回到好莱坞，罗斯科向他的合伙人约瑟夫·辛克谈起他们的旧金山之行。多年后，约瑟夫对记者们回忆道：“我一听他讲弗吉妮雅·拉培和玛蒂·黛尔蒙去了他们的派对，就觉得非常荒唐，简直不可思议。我记得对他说：‘只要有弗吉妮雅，那派对一定散得早。’因为没有人愿意和她呆在一起。我对你们讲弗吉妮雅名声很臭，那已经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了。所以当罗斯科告诉我，是弗莱德·费希巴赫邀请的那两个女人，我当即脱口而出，说‘怪了’，弗莱德应该知道弗吉妮雅和玛蒂是两个什么货色。后来我跟弗莱德打听这事儿，他装聋作哑，称‘无可奉告’。这是这整个事件中最无法解释的一环。我一直有个感觉：问题一定是出在派对的客人名单上。”
旧金山这边，弗吉妮雅·拉培从星期二夜里开始发烧。现在，连摩尔维·卢姆文博士也不否认弗吉妮雅确实患有淋病。第二天，弗吉妮雅被送进了威克菲尔德诊所，卢姆文博士和另外两位大夫联合诊断的结果为“膀胱破裂引起的全身性急性感染”，但又认为以病人目前的状况，尚不宜实施手术，只能先采取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卢姆文博士给弗吉妮雅开了大剂量的吗啡和消炎药。
星期四晚上，弗吉妮雅·拉培进入深度昏迷。星期五，9月9日，下午1点30分死亡。
摩尔维·卢姆文博士请来斯坦福大学病理学教授威廉·奥弗尔斯博士协助验尸。奥弗尔斯博士于当天下午2点30分到达威克菲尔德诊所，他和卢姆文博士很快就弗吉妮雅·拉培的死因达成了共识：“膀胱破裂引起的急性腹膜炎”。两位医师切下死者的膀胱、子宫、部分直肠、卵巢及输卵管等器官，装进一只玻璃样品瓶，然后将尸体送到萨特街的豪尔斯泰德殡仪馆进行防腐处理。
直到很多年以后，才有人发现这次“验尸”的蹊跷之处。第一，据威克菲尔德诊所的工作人员说，卢姆文博士在弗吉妮雅咽气前一个半小时，即星期五中午12点，就吩咐助手们作好验尸的准备，而且没有按规定事先呈报旧金山地区法医办公室。第二，在弗吉妮雅·拉培的死亡证书上签字的不是死者的主治医师摩尔维·卢姆文博士，而是威廉·奥弗尔斯博士。并且，证书上的许多项目填写得含混不清，还留有若干空白。比方，死者年龄：“大约25岁”；父、母、出生地等：皆空白；主治医师最后看见死者活着的日期和时间：空白（因为奥弗尔斯博士压根儿就没见过活着的弗吉妮雅·拉培）；死者住址：洛杉矶（无街道和门牌号码等）；死者在旧金山停留时间：四天（实际上，至少六天）；具体验尸项目：空白；提供死者个人资料及认领尸体者：豪尔斯泰德殡仪馆；验尸日期：1921年9月10日（应该是9月9日）。
同一天下午，也是在2点30分左右，旧金山地区法医办公室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一个自称是威克菲尔德诊所秘书的女人在电话上询问一起验尸的事。接听电话的旧金山警署凶杀处法医助理迈可·布朗问对方是关于哪一起验尸？这时候，迈可听见另一个女人走过来捂住话筒，听见两个女人耳语般的低声讨论，然后，电话挂断了。
迈可·布朗再打电话过去，他听得出接电话者是和刚才同一个女人，但女人坚决否认曾给法医办公室去过电话。迈可只好亲自到威克菲尔德诊所走一趟。
迈可·布朗等了两个多小时，才看见卢姆文博士和奥弗尔斯博士捧着一只盛有人体器官的玻璃瓶出来。很明显，诊所里确实进行过一次验尸。迈可迎上前去说明来意，说明根据法律，所有验尸都必须事先通知地区法医办公室。卢姆文博士很平静地回答：“我不是死者的医生，我只是被叫来验尸的，因为我和这个诊所有一些业务上的协作关系。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应该和死者的主治医师联系。”言毕拂袖而去。
迈可·布朗要求法医办公室授权他立即就此事进行调查。等到第二天，迈可和他的同事们再去威克菲尔德诊所时，被告知弗吉妮雅·拉培的那些器官，除了膀胱，已尽数被“处理”掉了。
法医办公室将这段公案交到旧金山市政府公共卫生部，卫生部在调查中发现，摩尔维·卢姆文博士不仅与威克菲尔德诊所有“协作关系”，他的名字还被堂而皇之地列在该诊所的医生名单上。至于威克菲尔德诊所本身，其注册业务为“妇产科及产后护理”，但在社会上的某些圈子里，不少人知道威克菲尔德诊所还兼做“非法流产”，即“秘密流产”，又称“黑市流产”。因为有了为当事人保密的“秘密”职责，“非法流产”的要价可高达1500至2000美元，视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和手术的复杂程度而定。而且，手术所得也因此而成为“秘密收入”。
不知为什么，公共卫生部的调查就只到此为止，没有下文，也没有结论。
然而，在距旧金山380英里以南的好莱坞，人们的议论却没有到此为止。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对摩尔维·卢姆文博士并不陌生，他是那里一位“几乎人所共知的外地流产士（abortionist）”。值得注意的是，娱乐界为卢姆文博士加封的这一头衔有着非常微妙的含意。在当时，就流产这一特定事件而言，“外地（ out-of-town ）”就等于是“秘密”的同义语，而“秘密”又是“非法”的同义语。
依照本案各当事人在好莱坞的熟人朋友们后来的推测，弗吉妮雅·拉培在“圣弗朗西斯派对”上说她需要钱做流产（She needed money FOR an abortion），既可以理解为等她筹到钱后再去做，或者说，她当时还没做，也可以理解为她已经做过了，有人替她垫了钱，她必须筹钱还账。
一开始，大家都认为是前者。等到很多年后，人们了解到了摩尔维·卢姆文博士在本案中的种种可疑举动，就觉得以后者来解释似乎更加合理：在9月5日的“疯狂派对”之前，玛蒂·黛尔蒙已经陪着弗吉妮雅到威克菲尔德诊所做过流产，主刀大夫就是卢姆文博士。其间，这位医生应该注意到了弗吉妮雅的淋病症状，以及以前多次流产落下的疤痕。以卢姆文博士和玛蒂·黛尔蒙的熟识程度，他也应该知道弗吉妮雅没有钱，手术费用是由玛蒂代付的。
所以，当弗吉妮雅病情恶化时，玛蒂·黛尔蒙作主辞去了圣弗朗西斯饭店的亚瑟·贝尔兹利大夫，找来一位“妇产科医生”摩尔维·卢姆文博士。所以，在弗吉妮雅病逝后，卢姆文博士未经申报便匆匆验尸，又让威廉·奥弗尔斯博士签署死亡证书，还推说他不是弗吉妮雅的主治医生。所以，卢姆文博士一直躲避着地区法医办公室，并在弗吉妮雅死亡后不到24小时，销毁了她的全部生殖器官，也销毁了“非法流产”的证据。
也许还有更多的“所以”——所以，弗吉妮雅没有被及时送进医院。所以，摩尔维·卢姆文博士不愿意为病人做膀胱手术。
至于弗吉妮雅的“膀胱破裂”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死亡是否与那次流产手术有关，却不得而知。
回到1921年9月9日，摩尔维·卢姆文博士这里是在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玛蒂·黛尔蒙却是在进行着完全相反的操作。自从弗吉妮雅被送进了威克菲尔德诊所，玛蒂就再也没去看过她。如今听说“那女演员死了”，玛蒂也没打算领尸治丧。玛蒂走进旧金山警署，把她曾经在圣弗朗西斯饭店1227号房间里对欧拉韦·卡布博士、亚瑟·贝尔兹利博士、摩尔维·卢姆文博士以及简妮·詹蒙逊等护士讲过的“天方夜谈”，又对警察们讲了一遍。
第二天，9月10日，星期六，玛蒂·黛尔蒙的故事就出现在了旧金山大大小小的报纸上：
罗斯科·亚博克尔先生请了一帮男人们在他的饭店房间里开派对，派对上有很多酒，还有很多女人。他屡次想占可爱的弗吉妮雅的便宜，但回回都遭到拒绝。
最后，他终于将弗吉妮雅灌醉了。他拿斜眼盯着她，说：“我已经等了五年，今天你休想再逃掉。”他把那个可怜的姑娘拖进他的房间，锁上房门。我能听见弗吉妮雅在里面拼命反抗，大声呼救。我使劲拍门、踢门，亚博克尔先生总算把门打开了。我朝床上看了一眼，弗吉妮雅躺在那里，孤独无助，痛不欲生。
弗吉妮雅愤怒地诉说亚博克尔先生对她的所作所为。亚博克尔先生转向我命令道：“你让她闭嘴，否则我就把她从窗户扔出去。”然后，他留下濒临死亡的弗吉妮雅于不顾，走出房间扬长而去，继续他的疯狂派对。
由此酿就了好莱坞历史上的第一桩丑闻。
同日晚10点30分，罗斯科·亚博克尔正在家里读他下一部电影《预付的飞行》的脚本，两名来自旧金山警署的侦探走进了他在好莱坞亚当斯西路“宫殿般的”豪宅。
侦探们还算客气：“请在你方便的时候尽快和我们返回旧金山接受讯问……你被指控一级谋杀罪。”
罗斯科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谁雇来这么两个蹩脚货？这是一种曾经在好莱坞经久不衰的恶作剧。人们从满大街急于混进演艺圈的“准明星”中找出几位，递给他们俩小钱，让他们冒充邮差、警察或查电表的，去揿某人的门铃。据说有些后来的大腕当初就是这么被导演挑中的。
罗斯科于是头一歪，嘴一咧：“你们看着我像杀了谁？”
“弗吉妮雅·拉培。”
侦探们走后，罗斯科马上打电话给约瑟夫·辛克：“玛蒂·黛尔蒙是在报复我……她脱了衣服换上男人的睡袍，大大咧咧做出一副很下流的嘴脸，所以我让她‘滚！’”
不过，在其他人的眼里，玛蒂·黛尔蒙陷害罗斯科·亚博克尔是另有所图，因为她“嗅”到了钱，很多很多的钱，对于玛蒂·黛尔蒙，那简直就是一座金矿，不光能够捞回弗吉妮雅已经无法偿还的2000美元，如果运气好，还可以赚到更多。
到1921年11月19日，“弗吉妮雅·拉培命案”正式开庭时，对罗斯科·亚博克尔的起诉已经由“预谋杀人”降低到“过失杀人”，如果罪行成立，这位喜剧明星将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审判在霍拉德·罗得巴克法官的刑事庭举行。代表公诉方出庭的有旧金山地区检察长马休·勃拉狄和两位助理检察长米尔顿·乌仁，里奥·弗莱曼。被告方的辩护律师一共五人：卡文·麦克钠，缪顿·科翰，查尔斯·布能，纳特·西墨洛维兹和约瑟夫·默肯那尼。
罗斯科分居多年的妻子敏达·杜尔菲也来了。就在罗斯科被捕的第二天，敏达从纽约赶到旧金山。她对身着囚服的丈夫说：“罗斯科，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我知道你可能会发火，但我必须得问。”敏达脸上的表情很复杂，这位在摄像机前应付自如的女演员显得有些尴尬。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一字一顿地说：“告诉我，你是否应该对弗吉妮雅·拉培之死负责。”
“敏达，我向上帝发誓，我没有做任何他们指控我做过的事。”
对于敏达·杜尔菲，这就足够了。
公诉方传唤的第一位证人叫格蕾丝·霍斯顿，威克菲尔德诊所护士。有消息来源说，她就是9月9日，法医助理迈可·布朗在那通神秘电话中听到的第二个女人。
记者们描述证人席上的格蕾丝·霍斯顿“带有明显的仇恨”——当她的目光转向被告席时，“紧张”——不时咬嘴唇，而又“惴惴不安”——回答问题前必先看一眼首席公诉人马休·勃拉狄。格蕾丝说，在她为病人作检查时，发现弗吉妮雅·拉培身上多处青紫，多处器官撕裂，很像是遭到过男性的强暴。
首席被告律师卡文·麦克钠交叉提问：“霍斯顿小姐，你有什么资格做检查？据我所知，你只是一名助产士，并非医生，对吗？”
“是的。”格蕾丝承认。
这位护士还承认，造成膀胱破裂也可以有其他原因，譬如癌症等。而对于弗吉妮雅身上的青紫，更合理的解释也许是她佩戴的那些“沉重的首饰”。
这就是被告方想要证明的第一步：弗吉妮雅的受伤乃至死亡不一定是因暴力而起。
圣弗朗西斯饭店驻店大夫亚瑟·贝尔兹利博士出庭。他也认为弗吉妮雅的膀胱破裂可能有别的原因，为此，他曾试图在1227房间向玛蒂·黛尔蒙询问弗吉妮雅的病史或“个人生活史”，但玛蒂不乐意回答。
“博士，”卡文·麦克钠交叉取证，“黛尔蒙夫人或拉培小姐是否亲口告诉过你，她当时的状况是亚博克尔先生造成的？”
公诉方全员抗议。
卡文只得后退一步：“博士，你有没有问过拉培小姐，她当时的状况是否是亚博克尔先生造成的？”
“没有。”
“你有没有问过她，亚博克尔先生是否骚扰过她？”
“没有。”
“你有没有问过黛尔蒙夫人，是否有人骚扰过拉培小姐？”
马休·勃拉狄再次抗议。
“黛尔蒙夫人有没有告诉过你，是谁伤害了拉培小姐？”
“抗议！”又是马休·勃拉狄。
在法庭中的人们看来，被告方的交叉取证似乎已经无法往下进行了，卡文·麦克钠只得放弃，他转而请亚瑟·贝尔兹利博士重新描述弗吉妮雅·拉培的病情，这一次，出现了转机——
“我很难在这里给出一个全面、准确的描述，不过简单地说，她需要做腹部手术……当时的情形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从病人的症状上看，尿竭、尿血，她肯定患有严重的膀胱病变，而且由于膀胱的问题，整个内脏都被搞乱了，或污染了。我当时还不能确定就是膀胱破裂……但是很明显，她需要做手术。”
“那么，贝尔兹利博士，请允许我问一句，既然你认为拉培小姐需要动手术，为什么没有安排、或至少建议她动手术？”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卡文·麦克钠踱回到被告席，坐下。“我在想，假如你当时安排了，或建议了，拉培小姐现在会不会还活着？”
这是庭审中唯一的一次提到，本案实际上可能是一次医疗事故。
第二天出庭的证人叫贝蒂·堪佩尔，时装模特儿，也是“劳动节派对”，或“圣弗朗西斯派对”的宾客之一。贝蒂说，那天她去得晚，是在所谓“强奸事件”后一小时才到，正看见罗斯科等人在客厅里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公诉方是想借贝蒂的这段证词说明，罗斯科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毫无悔恨之意，对受害者亦无怜悯之心。
也许是觉得自己在证人席上的表现过于平淡，没有引起法庭内观众们的兴趣，交叉取证时，贝蒂·堪佩尔“突然扔下一颗重磅炸弹”，说她此次作证是受人逼迫。地区检察长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曾威胁她说，倘若她不为公诉方出庭就将被“打入大牢”。
在三位公诉人一片声的“抗议”中，被告律师卡文·麦克钠向陪审员们宣读了三份证词——贝蒂·堪佩尔、阿丽丝·布莱克和若伊·普瑞文分别声称，警方和公诉方曾强迫她们在法庭上作伪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