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只有上帝和梅克·斯图尔特本人才知道的原因，警督很快得出结论……非鲁西奥·科亚奇15日那天没有到移民局办手续，是因为他和他的同伙们一起抢劫杀人去了。”
斯拉特-摩利尔制鞋公司发薪水的日子是在每周的星期四。这一天，薪水由上午的早班火车从波士顿运过来，运到约10英里以南的布任萃。
布任萃就是斯拉特-摩利尔制鞋公司的所在地。斯拉特和摩利尔是公司两位厂东的姓氏。该公司不仅有两个老板，也有两处厂房，工人们管它们叫做“上厂”和“下厂”。两座厂房都在皮尔街上，上厂路北，下厂路南，但并不是对门。皮尔街呈东西走向，上厂靠西，下厂偏东，中间隔着200码，合180米，也隔着纽黑文铁道线、赖斯-哈钦制鞋厂和玛嘉苏台球馆。布任萃火车南站就在皮尔街路北离上厂很近的地方，所以每次的薪水运来后，都先拿到上厂的会计部，将现金分装在职工们各自的工资信封里。
1920年4月15日这个星期四，下厂的工资总额为15，773.59美元。出纳员弗里德里克·A·帕蒙特将几百只信封按职工姓氏的英文字母顺序依次放进若干木盒子里，再将木盒子锁进两只钢制的箱子。
依照公司的有关规定，将工资送往下厂的标准操作程序应该是，出纳弗里德里克和保安亚历山卓·勃拉德利各拎一只钢箱，两人皆随身携带武器，并由一至三名持枪者护送，开车从上厂到下厂。
但在4月15日的下午3点，弗里德里克和亚历山卓倒也是各拎了一只钢箱，却没有开车，没有他人护送，也没有带武器。当然，他们并不是第一次如此行事，尤其是，公司的车并不总能归他们调遣。
两个人一前一后——保安亚历山卓走在前面——行至离下厂约50米处，经过了两个穿深色衣裤，戴深色帽子的男人。这两个人似乎是百无聊赖地靠在路旁的栏杆上，其中一人踱过来和亚历山卓说了几句什么话，然后便掏出了手枪。
虽然亚历山卓当即就扔下了钱箱，但还是被劫匪连击三枪。出纳弗里德里克见状慌忙抱着箱子逃遁，也中了两枪。
两只箱子到手，劫匪对空鸣枪一响，这是给同伙发出的信号。很快，一辆泊在不远处的亮蓝色别克车开过来，这辆五人座的大型轿车里已经坐了两个人。又有一名一直未露面的劫匪从一个砖垛后面的藏身处闪了出来，和直接行劫的那两人一起带着钱箱挤进别克。
在别克驶离现场之前，劫匪中的某人朝亚历山卓·勃拉德利的尸体再开一枪。据目击者们说，看当时的情形，亚历山卓好像与劫匪熟识，所以劫匪们一定要杀人灭口。
亮蓝色别克沿皮尔街一路奔西，抵达纽黑文铁道的交叉口时，护路员马可·伊万其刚刚放下了栅栏。几百米外的空中，已经看得见火车头喷出的腾腾蒸汽。
一支手枪从别克的车窗里伸出，枪口直指马可的胸口：“抬起栅栏，否则我就崩了你！”
马可·伊万其依令行事，尔后鼠窜而去。在他的身后，一颗子弹打穿了护路棚的板壁。
别克颠簸着越过铁轨，与疾驰而至的列车仅相距不足10米，几乎可以说是擦身而过。
这时候，警察赶到了现场。亚历山卓·勃拉德利已经咽气，诚如歹徒们所期望的那样。弗里德里克·帕蒙特一息尚存，被送进医院后，于次日凌晨5时许死亡。
另一路警察马不停蹄，跟踪追击亮蓝色别克。一劫匪砸破车后窗，架起一杆长枪朝警车射击。另一人抛出若干带铁钉的胶皮路障，扎坏了几只警车的轮胎。
别克车七弯八拐，最后消失在城郊一片树林里。
“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作案时间不过一分钟，然而，因为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不少旁观者都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面目睹了这一犯罪事件以及几名案犯。尽管各人讲述的细节不尽吻合，但有些基本点是一致的：劫匪们的作案手段十分专业，整个过程部署得相当紧凑；斯拉特-摩利尔制鞋公司保安亚历山卓·勃拉德利应该或者是劫匪们的熟人，或者是他们的内应；亮蓝色别克车中原来的两个人分别坐在驾驶座和后座，接应时除了驾驶座侧，其余三扇门全部打开，直接行劫的两名匪徒从两边挤进后座，另一人上到副驾驶座，也就是说，两人在前，三人在后；司机是一位脸色苍白、头发细软、无精打采的年轻人，或者有病，或者是吸了毒；出现在现场的三名案犯皆为中等身材的意大利人。
第二天，4月16日晚，有人在皮尔街现场附近捡到一顶内衬毛皮的鸭舌帽。
第三天，4月17日，警方找到被劫匪们丢弃在树林里的别克车，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包括验证指纹。
“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的消息登在了报纸上，波士顿及周边地区的各警署纷纷闻风而动。在波士顿南面约60英里的纽贝弗，警探长埃斯瓦·雅各布记起不久前他曾看见过一辆亮蓝色别克车，开车人叫麦克·莫热利，是在当地警方挂了名的犯罪团伙“莫热利帮”帮主之一，该帮的其他帮主是莫热利家的几个兄弟。4月15日以后，那辆别克车就不见了，而别克车当时的牌照挂到了另一辆车上。雅各布警探长找到莫热利兄弟，其中一人说，他是车商，经常将同一牌照换用到不同的车上。雅各布警探长正待做进一步的调查，案子在距波士顿20英里的布瑞瓦特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布瑞瓦特是一座小镇，当地的全职警察只有一人，即警督梅克·E·斯图尔特，带着几位有事时招之即来的“半职”警察。几个月前，这里也发生过一起与“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相似的案子。
1919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一个阴冷而潮湿的冬日。早晨7点30分，L·Q·崴特制鞋公司的出纳员和一名司机、一名警卫一起从布瑞瓦特基金公司取来了当日即将发放的薪水。3000多美元现金放在一只马口铁的箱子中，箱子用链条锁在卡车的地板上。警卫挎着枪坐在司机右手的副驾驶座，出纳员背对着他俩坐在铁箱上。
行至一十字路口处，警卫发现一辆小轿车突然横停在他们的正前方。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人端步枪，两人握手枪，朝着他们的卡车直冲过来。
三个人一边跑一边向卡车射击。警卫与劫匪们接火的同时，司机驾驶着卡车企图匆忙逃离现场，在躲过一辆迎面而来的公共汽车后，一头撞到路旁的电线杆子上。所幸，无人受伤，铁箱子也没事儿。
这虽然只是一桩未遂的抢劫案，但L·Q·崴特制鞋公司十分重视，特地聘请了平克尔顿私人侦探事务所出面调查。
平克尔顿的侦探们走访了卡车上的三个人和一些当时在场的路人。和“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一样，案发时间极短，许多目击者只看到了过程中的某个部分或片断。从平克尔顿侦探们录下的证词中，劫匪一共四人，三人下车打劫，一人坐在车里的方向盘后。有三名证人说，持步枪者穿了大衣，一个人说没有。另外三名证人说那人光着头，一人说他戴了一顶黑色圆顶帽。因为劫匪们皆身着很厚的冬衣，所以难以分辨出他们的种族特征，譬如持步枪者，被不同的目击证人分别说成了希腊人、俄国人、波兰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此人40来岁，身高1.8米左右，体重约70公斤，深色皮肤，黑色头发，短而整齐的黑色胡子。
平克尔顿的侦探们也征求过当地警方的意见，梅克·斯图尔特警督当时认为，案犯们应该是来自“外地的俄国帮”。
平克尔顿侦探作风务实，他们先将种种的假设和推测搁在一边，集中精力查找一些具体而实在的线索，比如劫匪们的车和在现场发射的子弹。后来有来自黑道的消息说，一位名叫C·A·巴尔的人自称，他知道这伙案犯是意大利裔的“无政府主义者”，住在布瑞瓦特附近一间小棚子里，劫匪的车也停放在同一地点。
1920年1月3日，一名平克尔顿侦探、一名来自州警署的警官和斯图尔特警督一起找来C·A·巴尔谈话。根据平克尔顿侦探的报告，C·A·巴尔在访谈中大讲他“新发明的一种所谓的‘罪犯探测仪’，称无论案发何处，该仪器都可以准确无误地查找出凶犯”。报告中只字未提住在小棚子里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但确实说到案犯之一的相貌特征为“45岁，身高1.8米，体重70公斤，深色皮肤，黑头发，用心修剪过的黑胡子”云云。
三位侦探和警察显然没把C·A·巴尔的话太当真。从那以后，“圣诞前夜抢劫未遂案”便被闲置一旁，没了下文。
“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的第二天下午，4月16日，梅克·斯图尔特接到移民局的电话，请求帮助查找一位名叫非鲁西奥·科亚奇的意大利人，此人因涉嫌参与无政府主义活动而行将被驱逐出境。非鲁西奥本应在4月15日到移民局办理离境手续，但却没有去。他后来打电话说是因为他的妻子病了。
当晚，斯图尔特警督派人去了一趟科亚奇家，回来报告说，科亚奇太太并没有生病，他们只是想拖延时间。又说和科亚奇一家租住同一栋房子的还有一位意大利籍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可·波达，米可在房子外面的车棚里停了一辆1912年的陆路牌轿车。
后来有记者在写到这一段时说：“由于只有上帝和梅克·斯图尔特本人才知道的原因，警督很快得出结论……非鲁西奥·科亚奇15日那天没有到移民局办手续，是因为他和他的同伙们一起抢劫杀人去了。”
梅克·斯图尔特很为自己的想法所鼓舞，他于17日专程去布任萃查看了作案现场和警方刚刚找到的别克车，回来后又带人到科亚奇家搜查。这时候，科亚奇一家已经被移民局带走。警察们捎带搜查了米可·波达的房间和车棚。车棚里没有车，米可说他的陆路轿车出了点毛病，送去车铺了。哪家车铺？警察们问。“西蒙·约翰逊先生的车铺。”
梅克·斯图尔特声称，他在车棚里看到了一些车辙印，比陆路车的胎印大，却和别克轿车的正相当。当警察们再去波达家时，米可已经逃走了。据警方后来掌握的线索，米可不仅是无政府主义者，还参与贩卖黑酒。
斯图尔特警督并不恼火，他知道怎样找到米可·波达。他告诉修车铺的约翰逊夫妇，如若有人来取那辆陆路牌轿车，立即通知他。
1920年5月5日，星期三，晚上9点刚过，米可·波达果然来到约翰逊车铺，同行的还有三个意大利人。西蒙·约翰逊先生故意和他们周旋，说这辆陆路轿车没有当年度的注册牌照，不让取。约翰逊太太趁机溜到邻居家里给梅克·斯图尔特打电话。
等斯图尔特警督和他的人马赶到时，米可·波达一行已经离开了修车铺，临走前对约翰逊先生说，他们会在第二天另派一个人带着牌照来取车。约翰逊先生告诉警察们，米可骑摩托车带了一个人，朝大约是布洛敦的方向而去。还有两个人步行，也是朝着布洛敦的方向。
布洛敦在波士顿和布瑞瓦特之间，三地皆有公共汽车相通。其实，修车铺门外就有一个公车站，但那两位步行者神色有些紧张，估计是不敢在此地久留。
警察们追出一英里左右，一妇人说刚才有两个外国口音很重的男人跟她打听公车站怎么走，其穿着打扮与约翰逊夫妇的描述正相当。斯图尔特警督着人查到当晚公车经过布瑞瓦特车站的时间是9点40分左右。在将此情况通报布洛敦警署时，斯图尔特警督只说了这两个人涉嫌偷车。
10点多，布洛敦警署的麦克·康诺利警官在凯司剧院前的梅因街站登上了同一辆公车。车上乘客寥寥无几，康诺利警官一眼就看见最后一排坐了两个外国人模样的男子，遂踱过去问他们从何处来。
“布瑞瓦特。”
“你们在布瑞瓦特有何贵干？”
“看朋友。”
“朋友的姓名？”
两人说了一个名字。
“听着，”康诺利警官说，“你们被捕了。”
两人问为什么。
“形迹可疑。”康诺利警官说。
车到下一站，又一名警察上得车来。
车到布洛敦总站，一辆警车已经候在了那里，两名外国人被直接送进了当地警署。
这两个人的名字是，尼可拉·萨克和巴托罗米欧·韦泽梯。
尼可拉·萨克于1891年4月22日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托瑞马奇，家里一共有兄弟姐妹17人。尼可拉的父亲自种自制橄榄油和葡萄酒出售，孩子们从小就必须在橄榄园和葡萄地里干活。尼可拉从7岁开始念了七年书，便有些不安分，16岁跟着一个哥哥飘洋过海，到了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一年半后，哥哥靠打工挣了一笔钱，回到意大利帮父亲扩展生意，但尼可拉不愿意回去，独自一人留在了美国。
尼可拉·萨克做过建筑工地的送水工，铸造厂的翻砂工等等，后来花了15美元学得一门修鞋边的手艺，便进了位于斯道顿的缪佛制鞋公司。1912年，21岁的尼可拉与17岁的罗西娜结婚，第二年5月，他们的儿子丹笛出世。1920年5月尼可拉被捕时，罗西娜正怀着身孕，几个月后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茵那丝。
20世纪初期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当属发生于1914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虽然局限于欧洲，美国也于1916年出兵参战。1917年3月18日，国会新通过的兵役法修正案要求所有年龄21岁以上、30岁以下的健康男子必须在6月5日之前到兵役局注册，包括各国在美的侨民。那年5月底，尼可拉离开斯道顿，跟着一大批躲避兵役的意大利年轻人一起，在注册截止日期之前逃往墨西哥，巴托罗米欧·韦泽梯也在其中。同年夏末，尼可拉一行悄悄回到美国，但是他的饭碗已经被别人端走了。
一天，尼可拉·萨克找到3K制鞋公司老板密柯·凯勒：“嗨，你还记得我吗？”
密柯·凯勒摇摇头。
“我是尼可拉。”
密柯·凯勒想起来了：“缪佛的？”
“对。”尼可拉说。当年在缪佛制鞋厂时，密柯·凯勒是尼可拉们的工头。
“你现在工作吗？”其实，密柯·凯勒已经猜到了尼可拉的来意。
“没有。”
密柯·凯勒当即打电话给他的儿子、3K制鞋公司的少东家之一乔治·凯勒，说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尼可拉应该是一位很不错的修边工。
就这样，尼可拉进了3K制鞋公司。公司的名字取自凯勒父子三人姓氏的头一个字母，与种族恐怖组织三K党没有关系。据凯勒父子后来的评价，尼可拉·萨克不仅是一位不错的修边工，还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办事可靠，工作努力，从不请假，每天早来晚走，临下班时总是把他工作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
尼可拉还经常替厂里干一些杂活儿，当然，不是白干。遇到杂务多的时候，尼可拉每星期可以挣到75至80美元。当时的工人、特别是移民工人中很少有人能挣到这个数。“他手脚勤快，”密柯·凯勒说，“又舍得出力。”而且，萨克夫妇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到1920年5月1日，尼可拉·萨克被捕前四天，他们家的银行存款已经达到了1508.92美元。但从那以后，就只有出账，没有进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