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快节奏为待客佳品——为“享福”正名——“精”字翻身记——解放个性——经营革命——大材就是不能小用——人为什么不能有失误——A．T．P．和文学观念——现代价值观——为“惟利”平反——勇于否定自己——“艰苦奋斗”新释——信誉的力量——成功的秘诀
天气晴朗。从飞机上往下看去，田野里的阡陌清晰可见，大地好像一块可以随意掀动的超级纤维板。当然，如果我站在地面上，是决不敢对生我养我的大地如此“不恭”的。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存在，产生不同的观念。
以快节奏为待客佳品
1984年10月。广州。白云山制药厂。
我走进拉满了红丝绒落地窗帘的职工食堂。柔和的壁灯向我频频送来温暖的微笑，立柜式的空调机殷勤地递上凉爽的风。我拿起一罐可口可乐。这种“易拉罐”式的饮料在广州是待客的“常规武器”了。可是这一切变化不就发生在这几年吗？变化之快往往使人们自己都不曾意识到。几个月前，香港的时装表演队要在广州体育馆表演了，广州居民喜欢港服，这次时装表演的票价卖到六元一张，照样爆满。但是表演一开始，观众们就有一个重大发现，还不如我们身上穿的好呢。广州人于是才意识到自己的服装这几年发生了多快的变化！
搞现代化的特点之一是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快？不过人非机器，我临来前连连赶写文章，现在累得“万念俱灰”，只想睡觉了。是的，这次我非得先睡两天再工作。
“怎么样？”厂办公室主任张沛添单刀直入地问我，“这次你来采访准备怎么安排？我们是不是来个快节奏，把你每一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
张沛添长着堂堂正正的黑黝黝的脸，尤其有一双黑黝黝的眼睛。他笔挺地坐着，身体好像是一只音箱——他的声音共鸣那么好，因此就具有那样的感染力甚至慑服力，使人宁可相信他而不相信自己了。
以前我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总是说：你今天刚到，先休息休息。这是人之常情啊。但是今天，在这位以快节奏为待客佳品的办公室主任面前，我羞于说出想休息两天的打算了。
据说中国人是讲人情的。人情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涵义。现在真正为人着想，就应该劝人快，快，快！免得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无情地抛下来。
食堂那头正在举行周末舞会。迪斯科音乐沉甸甸的，一下一下地压迫过来。搞现代化的又一个特点是：压迫感。
为“享福”正名
多想好好睡一个晚上，偏偏这里好像没有晚上。四周总有各种声音。招待所的旁边全是脚手架。也许，建筑工人在打夜班？各种“音响效果”一直在向我提醒着这儿的建设速度。
早晨我才看清厂里同时在盖四五幢大楼——现代化的车间、新招待所……那高耸的脚手架给我带来了高耸的希望。
药厂是建在山坡上的。一行行使人叹为观止的职工宿舍顺着山坡向上，向那广阔的空间铺开去。人工湖上是一个围着喷泉和曲径的水上餐厅，也叫水榭。昨晚我就是在这里用的晚餐。职工中午可以在这里享用免费供应的、卡路里足够的午饭。在随处可见的花圃、草坪、喷泉之间，是和蓝天一色的、可以举行正规比赛的露天游泳池。游泳池旁边是比办公大楼更为壮观的托儿所大楼。是不是该厂的孩子都是巨人型的？当然不，这里的孩子是幸福型的，他们入托一律免费，他们……
“他们在弹钢琴。”张沛添对我说。我们正在食堂用早茶。屏风后传来欢快的钢琴声。一会儿一个红衣白鞋的小姑娘像一只小猫似的从屏风后蹿了出来。
“就是她弹的。我们厂长的女儿。”
“她弹得好啊！”和我们一起用餐的贝兆汉说。他是厂党委书记，四十出头，他随意地敞着西服，一头天生的卷发：“今年8月香港、澳门和我们广东的小孩一起举行珠江钢琴比赛，她得了第一名。”
“不是第一！是第二！”张沛添七岁的儿子作了重要插话。
“他是她的同行。”张沛添笑着。
还有人在弹琴，不定又是哪位同行。这个厂的下一代学琴的可不少，最近有十几家买了钢琴。
正说着，一位女性公民向张沛添走来。“这是我爱人。”他说，“我们是一对老知青。赶牛。一月二十元。”
几句话勾勒了他们的过去。这里曾经是让“右派”来改造的“劳改农场”，后来是让知青接受再教育的“广阔天地”。这里有可以充饥的癞蛤蟆，又有可以解馋的毒蕈。当然，还可以让人尝遍中毒、腹泻、昏厥、病危等等人生滋味。难怪有人说，那些年太苦了，如果早知道革命的结果就是为了吃苦，当初谁还干革命？于是这里的人各显神通，各奔前程，最后只剩三十来个没有门路的知青和几间破房。四年前这里还没有食堂，职工只能蹲在树荫下吃饭……
我简直搞不懂一个贝兆汉和一帮老知青是怎么变出这么一个年产值超过一亿的大药厂的。透过纱窗帘，我看到那托着食堂的人工湖，看到前前后后簇拥着食堂的喷泉，这个洋溢着幸福感的水上餐厅哟！不过药厂因为这个建筑被通报批评了。有的领导连看也不敢来看——一来看，不就等于是承认，是支持了啊！
难道我们的职工就应该几十年如一日地蹲在树荫下吃饭？应该支持人民享福啊！某省一位工程师调到这厂的时候，说我是到这里享福来的。有的人一听很气愤：“我们这么苦干，他怎么开口就是享福？应该好好教育他！”张沛添说，工程师能这么讲是好事。这说明我们这个厂能给人造福，说明人们来到这里能找到幸福，能享受到创造幸福的幸福！
应该为“享福”正名了！
“精”字翻身记
随便打开一张香港报纸，可以看到这一类的栏目：《香港股票行情》、《世界金融快讯》、《本港外币行情》……翻开每天的《深圳特区报》，也可以看到这类栏目：《人民币对主要外币汇价》。“精”，几十年来在我们的观念里一直是个贬义词。但是在不能不注重经济的今天，“精”正在被用作褒义词。
每一个企业都有潜在的、还未被发现、未被开掘的力量——是不是“人尽其才”了？还可以增加销售吗？成本还可以降低吗？还可以再办几个企业扩大经营吗？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领导不能不精于计算。他得用几副头脑来工作！广东人管天生卷发的人叫卷毛仔，而且说卷毛仔计多。据传卷毛仔贝兆汉一步三计。用广州话说是“算过没有草生”。也就是说经他算过的地方，一点不会有遗漏，连一根草都不会剩下。
但是，我又听说白云山制药厂手脚很大，还养着一个四十多人的顾问团呢。这天我在食堂吃饭时，饭桌对面坐着一位白发翁——一位从上海请来的顾问。“你为什么从上海来这儿呢？”我问。
“这个厂搞得好啊！”他大声说，好像很惊讶我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他用毋庸置疑的话语向我连连抛掷过来，要“降伏”我似的：“他们给顾问的钱比别的单位多，照顾得也非常好。不过我们给这个厂创造的财富比起他们付出的钱不知要高多少倍！他们那个头的脑子呀，就好比算盘有十三档，他那脑子不知有多少档！我退休后跑了五六个省、市，那里的人也很精的，但是哪里的人也没有这里的头门槛精！所以我最后决定到这个厂来。这个厂不得了啊！你想想，从1980年到现在，年年产值翻一番！我们在这里就老有事干！他们各个部门都会拿着问题来问你。你要是老解决不了问题，自己都不好意思在这里白吃白住下去！”
有些人指责白云山“高价收买”顾问，却看不到在那年年翻一番的产值里，有多少是这些“高价顾问”创造的。某一个顾问向厂里传递了一个信息，使厂里生产了治心脏病的拳头产品“活心丹”，畅销港澳。光这一项，年产值就达一千万元以上。
看来，果然是卷毛仔的计多。
贝兆汉说过，不把一分钱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也不把一分钱白白地塞进人家的口袋（应尽的社会义务啊，赞助啊，那是另一回事）。贝兆汉八年前带着老知青赤手空拳地在白云山农场创业，没有向国家伸手要过一分钱，今天办成了这个蜚声中外的拥有两千多职工、年产值一亿四千万元的白云山制药厂，不精于计算，行吗？
“我们文艺作品里那些搞改革的人有些程式化。”有一次聊天时贝兆汉笑着说，“他们往往不讲策略，没有防人之心，猛打猛冲的像疯子。前些日子杨在葆住在我们厂里体验生活。我问他，《血总是热的》那个主角是你演的，影片结束时纪检会开了几辆小车去找他了，电影演到这儿结束了。他到底坐牢了没有？杨在葆说若是现在看来不会坐牢了，当时可不好说。所以改革不讲策略是不行的。任何有生命力的事物出现时总会有争议。人家打来一枪，你得有一枪还击过去。”
贝兆汉说着，啪地转了一下身子。我发现他说话时有这个习惯动作——猝不及防地、大幅度地、灵活地转身，好像在闪过这儿那儿射来的暗箭似的。
不过，在搞活经济的80年代，精明强悍的企业领导人毕竟已成为今世雄才。“精”字翻身了。
解放个性
这天，我和白云山制药厂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戴承钰等去边界。坐在面包车前边的是另一个医药部门的几位胖同志。这辆车里的人来自几个单位，一路上很可能谁都激不起谈兴，各人想各人的心事。但我没想到四十六岁的老戴尽管个子瘦高。竟活泼泼的像个小顽童。他不是跟我讲烧鹅老万（卖烧鹅的万元户）、肠粉老万（卖肠粉的万元户），就是伸长了脖子招呼前边的胖字号公民：“你们一星期里两天学习，两天停电，一到下班时间赶紧锁门，你们一周工作加起来也就十二小时。”
“你这是夸张！”胖公民开始自卫反击了。
“这很有真实性！”
“我们有什么办法？上边卡那么死，我们想干也没法干。”
“要不你们一个个都那么胖呢！我们白云山没有胖人！我们厂领导没一个胖的。”
“我们人胖。可是口袋不胖！我们那儿奖金也卡那么死。”胖公民给老戴逼得气喘喘的。
面包车在边界上行驶。铁丝网的那边就是香港。这个地方的铁丝网距我们的车也就几步远。
“如果是朱建华，一跃就能跳过去。”我在老戴的感染下也开始说笑了。
老戴笑着：“什么时候要是香港人往我们这边偷渡就好了。”
嗯，老戴的思维比我要活跃得多。我们的中年科技人员有这样快活、幽默的性情！
戴承钰，80年代的药物研究所副所长，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70年代的囚犯。他刑满释放后没人要——算了，这一类事多了，说出来都没人想听了。老戴到了1977年还生活无着。当然，可以卖血。
人一旦“有过事儿”，谁还敢用？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儿？到底是不是事儿？这一切，“原则性”很强的干部是不会问津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先落实有官职的知识分子，再落实老知识分子，再……反正落实几圈也落实不到老戴这种“有过之人”的头上！
老戴们便被那层层的习惯势力、沉沉的政治偏见束缚着、压迫着，甚至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个性收缩，才智散失，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了。
但是贝兆汉知道老戴的价值。贝兆汉的精，首先就在于：识人。
1977年底，老戴的眼前突然冒出一个卷毛仔贝兆汉。
从此老戴便像灰姑娘似的走进了白云山制药厂，主持建成了针剂车间，先后和有关人士研制成功三十多种新产品。他主持研制的“感冒清”片剂，成为广州口岸出口量最大的产品，年年运销美国几百万瓶。1982年美国州长访华代表团来厂参观时，代表团的金妮·托恩保格说，在加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美国人患了感冒都爱用“感冒清”……
白云山人怎么能做那么多事？
“我们没有后顾之忧。”老戴说，“住房是不成问题的，厂里还给知识分子发书柜。需要什么，厂里全包办了。冰箱、煤气、沙发……像我这种吃过苦的人，生活上很容易满足的。当然，厂领导要是不公平，那我可能也会想想工资问题、奖金问题。但厂里为我们想得那么周到了，实在没什么生活上的事需要我自己操心的了。我就只想怎么把新品种搞上去。”
白云山制药厂新产品的产值占全年产值的三分之一。产值年年翻一番主要就是靠新品种。头两年把容易搞的品种都拿下了，现在自然愈搞愈难。供销科催着老戴要新产品，老戴催研究所里的人：“怎么搞的？这么慢！”“搞完了没有？怎么老是搞不出来？”
老戴，你这么急，得罪人吧？
“唉，没办法！顾不了那么多，等新产品上去了再说。产品上去了，人家会谅解我的。就是有误会，我连解释的时间都没有，连想这种事的时间都没有！一忙起来，个人的事就没那么多了，互相的磨擦也没那么多了。人最怕的就是没事干。”
一个积极进取的老戴身上可以释放出多少能量？一个老戴可以给白云山注入多少能源？一个白云山又可以给我们的医药界注入多少能源？
我们不知批了多少年“个性解放”。似乎一提个性就会丧失党性，就会目无领导，就会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但是，人的活泼泼的个性要是不能得到解放，人的各个不同的思维、积累、特长、特色、智慧、才干要是不能解放出来，又怎能给人以创造的天地和创造的自由呢？
解放个性！解放才能！
经营革命
白云山制药厂的接待室，房顶是镜子，左右墙壁是镜子。镜子把接待室向左右无限度地延伸开去。我从镜子里只见那“无止境”的红丝绒、红丝绒、红丝绒，吊灯、吊灯、吊灯。突然，我眼前一黑，什么也没了——停电了。因为国家只供应白云山制药厂百分之三十的电，其他都是买的议价电——说是议价，但买主是不能还价的。厂里做药用的糖衣或是配方中用糖，他们都是买的议价糖。白云山两千多职工，那么大厂区，也没用过国家的一滴自来水——他们是自办了水厂。
该制药厂是白云山农场办的，所以开始叫白云山农场制药车间。“农”字头的企业，国家不分给科技人员，不给原料，不收购你的产品。
1976年，三十六岁的贝兆汉来办厂时，他和那些老知青简直一无所有，连办药厂的概念也没有，连框框也没有，连“手铐脚镣”也没有。
没有框框，当然得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策略了。1979年，他们决定自产自销。
自产自销是一场经营革命。变不问市场需求的恶性循环为从市场需求决定产销的良性循环。美国许多公司都以“消费者的主张不可不听”为由，在公司内部成立“消费者部门”。台湾群达电器行建立五千多张顾客卡，曼都美容院建立三万多张顾客卡。
但是，我们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统购统销，你白云山怎么搞起自产自销来了？“整个医药行业都叫白云山打乱了！”——白云山少不了受到这样的点名批评。
有身份、有地位、“明媒正娶”的厂自然不愿冒这种风险。白云山本来就没有人承认你，倒也不怕别人否认你了。
年年有批评，年年有通报。贝兆汉灵活地、大幅度地转过身子说：人家给我一点压力，我就借这点压力再往前走一步。
重压之下，必出奇才。那些老知青就成了全国医药界有名的供销人才。
供销人员所以能成才，因为他们不是厂里派出去的传声筒，而是人人都有拍板权，人人都有信息网。只要发现有利的生意，人人当场可以拍板。所以外单位愿意和白云山做生意——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