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钊《论楚辞生成的文化背景》：“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发展，使楚人在特殊的心理支配下创造出了与北方中原有所不同的文化。楚辞不仅在这种文化氛围里产生并发展，而且反映着荆楚文化的特点。”
黄凤显《楚地域环境与楚辞文学》：“正是楚地域环境中奇特繁富的自然景观，客观上构成了与北土迥异的物象，在楚辞作家笔下转化成为‘意象’，成为某种人事的象征，楚辞文学于是具有了它独特的艺术魅力，而其中的不少象征，被整个中华民族所认同，自古而延续至今。”
二、北方文化
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怒，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汉王逸《楚辞章句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
宋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十六：“自《风》、《雅》变而为《离骚》……盖《诗》之流，至楚而为《离骚》。”
宋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四言变而《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三百篇降而《骚》，《骚》降而汉。……《离骚》，《风》之衍也。”
元祝尧《古赋辩体》卷一：“骚者，《诗》之变也。《诗》无楚风，楚乃有骚，何耶？愚按：屈原为骚时，江汉皆楚地。盖自文王化行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已列十五国之先。既而楚狂凤兮之歌，沧浪、孺子清兮浊兮之歌，莫不发情止义，有动吾夫子之听。原最后出，本诗之义以为骚，虽世号楚辞，然赋之义实多焉。”
清刘熙载《艺概·赋概》：“赋，古诗之流，古诗如风、雅、颂是也，即《离骚》出于《国风》《小雅》可见。”
游国恩《楚辞概论》（页12—18）：“西元前五百年前的楚人已经能引用《诗经》，可见‘楚辞’必然受过北方文学的影响。我们须知：‘楚辞’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新文体，全在他运用所谓‘骚体’的式形，这个形式就是他在句尾或句中一律用一个助词——‘兮’字。（也有用‘也’字的，但绝少。）我们试问：‘三百篇’中有没有这种体裁的诗？打开他一看，然后知道多得很哩。现在把《诗经》里这种诗分作八类来说：（一）……每章只有一句用‘兮’字（如《周南·麟之趾》）；（二）……每两句间一句用‘兮’字（如《周南·摽有梅》）；（三）……每四句中除第三句外余皆用‘兮’字（如《郑风·狡童》）；（四）……全章除中间一句外余皆用‘兮’字（如《王风·采葛》）；（五）……全章中纯用‘兮’字（如《魏风·十亩》）；（六）……全章之中不连用‘兮’字（如《魏风·伐檀》）；（七）……四句中三句连用‘兮’字（如《郑风·遵大路》）；（八）……一章中两句连用‘兮’字（如《邶风·简兮》末章）。……‘楚辞’的成立及其由《诗经》变化出来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了。”
高国兴《楚辞成因论略——中国早期诗歌源流的探索》：“北方中原文化在春秋战国之际曾发生一次南移，《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论语·微子篇》中提到当时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加强了中原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原文学为荆楚文学发展提供了背景，春秋以来，楚人多次引用《诗经》，如《左传·文公十年》载楚人引《烝民》、《民劳》，《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人引《六月》、《时迈》，《左传·成公二年》载楚人引《文王》。荆楚文学较中原文学相比，虽然起步较晚，但有可能一开始就以《诗经》为起点，越过初期的发展阶段发展。”
赵新华《论北方中原文化对楚辞之形成的影响》：“以上论述表明，楚地文化的发展是受着当时表现为先进的北方文化影响的。”
三、南北文化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翳，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页22）：“实则《离骚》之异于《诗》者，特在形式藻采之间耳，时与俗异，故声调不同；地异，故山川神灵动植皆不同；惟欲婚简狄，留二姚，或为北方人民所不敢道，若出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之甚于此者多类。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沦亡，交错为文，遂生壮采。刘勰取其言辞，校之经典，谓有异有同，固雅颂之博徒，实战国之风雅。”
王志忠《屈赋与中原文化》：“文学总要反映特定环境中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特点所形成的社会特色，屈赋是楚人在楚地而作，它必然反映楚人的风俗习惯及语言特色，前人对此有过很好的概括，所谓‘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如果没有这些特色，也是不成其楚辞了。同时，文学作品由特定的人创作，它不但描写着客观的社会生活，而且也表现创作者的精神世界——思想、感情、人格、个性特征；文学发展尚有时代性，同阶段的艺术互相渗透，因而其发展具有一致性，作为自身发展规律，文学又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因而，屈赋既有鲜明浓郁的地域色彩，同时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充分滋养，它是禀受整个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优秀成果而孕生出来的，不只属于褊狭的地方文化。”
蔡守湘、朱炳祥《南方文化其表，北方文化其骨——论〈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事实说明，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及其有如日月丽天的作品，是在历史长久的南北文化融合过程中所积淀的深厚的先进的文化思想的泥土中孕育出来的。”
江林昌《楚辞文化渊源及其与南北文化关系新探》：“楚文化中自然还包含着西周以来以至战国时期的北方文明文化的因子。”
四、四方文化
姜亮夫《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楚辞学论文集》，页110）：“在全部屈子作品中，对四方皆有叙述，以西南为最多而切实，东北最少而无甚深义蕴。大体西方为屈子憧憬神往之所，含情而道，或称道先人，或论说先圣，或控诉于重华，求入帝庭，或神游阆风，税驾玄圃，如孺子之孺慕，职信士之衷诚。余细为推校，盖楚人自认来自西方，西方乃其发祥之地，非等闲之西方也。至言南土，则多实指冀望之词，盖楚之南，为百粤象郡，正楚族南面拓地之域，目南方物产丰赡，民生其间者，易于生殖，为国家开疆拓土之国策所规划，则宗子微臣，能不悉力以符其策，故言之切实，有希冀而不憧憬，固其宜矣。”
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页12、13）：“楚文化是我国上古文化比较晚起的一支，它是四方百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在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交流汇聚的光辉成果，是具有本土基础的开放而多元的特异文化……广义的楚文化（不仅是考古学文化）是长江下游、江汉平原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土著文化有苗文化、越文化、横文化乃至巴蜀文化的许多成分，但又不同于这些文化，只是就上古史而言，先楚文化和早楚文化大致上可以列入‘苗人集群’罢了。楚文化跟其他三方面的东夷集群文化关系比较亲密一些，跟西夏集群文化的联系就极其古远而松懈（楚王举姓而尊熊，可能远溯于夏，只是许多秘密和线索没有理清，但跟夏人苗裔的周文化关系极紧），跟北狄集群文化的关系就更加间接。当然，这不等于说楚文化里没有这三方文化的因子。……离开上古文化四集群，泛太平洋文化乃至整个人类远古文化的背景，《楚辞》和楚文化里的许多秘密信息是无法彻底破译的。”
苏雪林《天问正简》（页7）：“这篇大文（《天问》）是‘域外文化知识的总汇’，不但天文、地理、神话来自域外，即历史和乱辞也有不少域外文化分子。”
郁龙余《楚辞与文化交流》：“‘楚辞’形成于中国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是中华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楚辞》是一部涉及面极其广泛的典籍，如果其中丝毫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不但要把《楚辞》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加以研究，而且还要把它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部有价值的典籍来加以研究。因为在中国早期典籍中，像《楚辞》这样蕴藏着丰富的中华文化交流信息之书，是不多见的。这种研究一旦有所突破，并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同，那么《楚辞》就将闪耀出更加明丽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