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区域竞争力的因素可分为三大类，即初始竞争力、潜在竞争力和现实竞争力，共采用了30多个量化指标，其中初始竞争力包括就业人数、距离世界市场的距离、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森林覆盖率、城市人均绿地面积、城市空气质量、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本科及以上的人数和人均资源等因素；潜在竞争力涉及政府能动力、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人力竞争力和外界互动力，包括教育经费、研究与开发支出、高校学生数、人均可支配收入、外商投资、知识产权的拥有数量、交通线路密度、卫生机构床位、社会保障覆盖率、每万人拥有的公共汽车数量、城市平均每万人拥有的铺装道路面积、基建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等量化指标；现实竞争力是指经济实力，包括GDP、人均GDP、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工业劳动生产率、工业产品销售率、建筑业劳动生产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工业“三废”处理达标率、销售收入、国际旅游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利润总额以及人均财政收入等量化指标。根据国际上的习惯做法，初始竞争力、潜在竞争力和现实竞争力的权重之和为1，三种竞争力的权重占比分别为0.2、0.3和0.5。
我们所探讨的不是区域竞争的结构和评价方法，而是区域竞争中的寻优寻新现象。它们不仅全面体现在企业的活动中，也贯穿于城市与城市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领域。下面以中国发展中的现象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1.以寻优引资启动初始竞争力
制造业总是流向以低成本为中心的寻优洼地。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大陆已经退出世界经济的竞争舞台，被严重“边缘化”了。如果要回归世界主流，就要从头开始。那时的中国大陆缺少资金、技术和人才，可以用来参与世界竞争的因素基本上只有人力、土地、资源、区位等“初始”因素。
贫穷的内地市场难以吸引外来资本，因此，中国对外开放之初的策略就是“引进来、走出去”，创造条件，建立适宜“对外贸易、便于利用外资、引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的投资环境。接下来的中国经历了一段以“低廉成本和丰富资源”换取综合竞争能力的过程。
中国政府采取了渐进的方式，起步是建立经济特区。这些特区的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降低制造成本为中心的系列优惠政策；二是作为突破计划时代禁区的试验田，获得更大的地方自主权。优惠的税收、用地政策，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和原料供应，构成了核心的“低成本”优势，宽松的用工环境、专门的投资服务通道、长期稳定的政策承诺，加上处于沿海的传统区位优势，塑造了适宜外贸的综合环境优势。这时的特区就是出口特区、出口加工区，也是一个个以低成本为中心的综合寻优单元。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招商引资的综合寻优单元逐步走向深入，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到内地大开发，大体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创建五个经济特区。根据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地区、资源丰富、便于吸引外资等有利条件，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5月，确定在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1983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决定对海南岛也实行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
其次，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1984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全部开放中国沿海港口城市，从北到南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共十四个大中港口城市。稍后，1985年2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初，又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全部对外开放，与已经开放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连成一片，形成环渤海开放区，并提出贸易、工商业和农业一体化发展的思路。1990年4月，又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要把浦东建设成为现代化上海的象征，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贸易和经济中心。
这时，对外寻优的范围已经突破加工出口的制造领域，扩大到贸易、工业、农业和金融等领域。沿海一带是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结合部，搞活沿海经济，可以对内地经济产生较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此后，寻优示范区向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延伸。1992年6月，中国政府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和重庆五个城市。不久，又批准了合肥、南昌、长沙、成都、郑州、太原、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贵阳、昆明、南宁、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共十七个省会为内陆开放城市。同时，还逐步开放内陆边境的沿边城市，从东北、西北到西南地区，有黑河、绥芬河、珲春、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博乐、塔城、普兰、樟木、瑞丽、畹町、河口、凭祥、东兴等。
到1993年，经过多年的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政策，中国的对外开放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到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层层推进，基本上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位投资寻优格局，被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抑制的竞争力得以释放。至此，中国进入了充满竞争活力的市场经济新时代。
案例3特区的寻优引资被克隆在内地的区域竞争中下面讲述的是中国中部某地招商引资的寻优事例，在各地的招商引资活动中颇具代表性。
“大员上阵”体现政府重视。把招商引资看作实施“工业兴市”战略的主要支点，积极推动“大员上阵”招商。
据介绍，某市坚持推动“大员上阵”，在各县、区都形成了招商热潮。该市下辖某区的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先后三十多次分赴广东、江苏、北京、上海等地，带项目、政策、资源和企业主管，开展“一对一”的专项招商，2005年该区的工业税收首次超过了商业税收。该市另外一个下辖区以现有企业及存量资产为依托，以小分队形式出外招商，还赴浙江、香港、厦门“投洽会”、深圳“高交会”和美国等地开展招商活动，其中赴浙江招商签约项目四十个，合同引进资金七十多亿元，截至2005年底，在该区投资的外地客商由2004年的三十多人增加到了两百多人。此外，该市的开发区广泛借助温州商会、福建机电商会等民间中介机构和在全国各地有一定影响的成功人士，委托他们提供信息和牵线搭桥，去年签约项目达五十三个。
投资成本“低价”诱人。除了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外，投资成本较低是最吸引商家的。招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市的工业成本仅为北京的1/8。
与沿海发达城市比较，该市中心城区工业用地基本价格为8万元/亩，而它的开发区工业用地价格更优惠，基本价格为6.1至7.3万元/亩，土地平均成本为沿海发达地区的1/3至1/5；工业用电价格每度0.46元左右，工业用水价格为每吨1.00元左右，工业用气成本为深圳的1/5，交通成本在上海的1/4以内，海关的外贸集装箱港口装卸费用不足上海海关的1/3，约为武汉海关的3/4，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劳动力成本为沿海地区的1/2左右。
可享“荣誉市民”待遇。该市营造投资软环境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对大型外来投资企业实行“荣誉市民”制度。荣誉市民可与市长直接对话，反映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并由公安部门颁发特别通行证，在就医、子女入学等方面也给予特殊优惠和照顾。
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该市对企业实行“零干扰”特殊保护政策，任何部门和单位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进入企业开展检查、评比、达标和其他行政执法活动。
为了提高办事效率，对各类投资手续由市政府行政服务中心统一受理、集中审批，实行优质高效的“一站式”窗口服务；设立经济环境投诉中心，专门受理和查处各类经济环境的投诉。
可享有四大优惠政策。土地补贴：进入该市开发区的工业项目，视其投资规模、科技含量、产业关联度、利税水平，在协议用地最低价的基础上（即新区6.1万元/亩、老区7.3万元/亩），每亩分别给予1至2.5万元的补贴；投资额5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可采取先用地再分期付款的办法缴纳土地费。财税先征后返：埠外投资工业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实行先征后返，即前2年全返，后3年返还一半；对企业新创立的省级以上技术中心，开发区财政一次性资助5至10万元。规费减免：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开发区留存部分一律免收，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均按最低标准收取，涉及企业的服务性收费标准均按规定标准的下限收取。特殊补助：海外博士到开发区创业，给予15万元的实验设备和设施补助费，并免费提供一年的办公住宿场所，免费代办公司开办过程中的各种手续。
2.在低成本制造中积累寻优寻新能力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后发”也有一些优势，可以通过向别人学习、模仿、引进技术、借鉴经验，少走弯路，省去大量的研发成本和漫长的尝试与摸索过程。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国的经济特区、各类开发区就定位为“窗口”，即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开放既是为了利用外资发展自己，同时也是为了引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通过学习、借鉴、吸收，积累和提高自身的寻优寻新能力。
五年前，外商看中的可能只是中国大陆较低的税率、廉价的劳力和广阔的市场，对中国的工程人员素质还是缺乏信心，但现在的中国，从沿海到内陆，出现了人数众多的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大军，包括迅速增长的年轻高技术人才。
十年前，中国还以出口玩具、纺织品等低廉商品为主，现在已经成为可靠、稳定的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的生产者。以英特尔高端晶片为代表的高技术产品正在中国大陆大量生产，阿尔卡特公司已经将它的亚太区总部迁至中国。
我们以2006年的一组数据来说明。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竞争能力的积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竞争力世界排名第十八位［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发布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显示］，专利申请数世界排名第八（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GDP世界排名第四（2006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
与此同时，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输往世界各地，给世界各国带去了诸多益处，促进了消费的增长。2003—2006年，中国出口增长迅速，出口额分别达到4382亿美元、5933亿美元、7619亿美元和9689亿美元，年平均增速达31.4%。
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开放市场，努力扩大进口。2003—2006年，中国进口分别达到4128亿美元、5612亿美元、6599亿美元和7915亿美元，年平均增速达28.3%。进口规模的快速扩大，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创造了就业机会。
这些是中国内地寻优寻新能力提高的最好印证，与改革开放初期已经不可相提并论。
中国人渐渐地给“中国制造”插上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翅膀。
2005年5月30日，美国《商业周刊》发表名为《探究“中国价格”现象》的文章，该刊曾直接派人在中国调查，发现中国在全球市场上拥有巨大的竞争力，其一大发现就是：中国货强大的竞争力来自超大型的生产规模，也来自当地极其完善的基础设施。
中国经济规模极为庞大，资源非常丰富，企业能够非常方便地从数百家厂商那里买到所需要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另外，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极为激烈，厂家有尽力满足顾客每一个愿望的热情。
时至今日，论工人工资，珠江三角洲的平均工资，已经比越南、柬埔寨等周边国家高，但商人仍选择在珠三角或中国其他地区投资设厂，主要是基于当地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制衣为例，在越南设厂，缺乏衣饰配件，哪怕一颗纽扣、一根线，都必须由香港急运，才可保持生产，而在珠三角，当地的供应就十分充裕。
事实上，这是一种生产供应链的配套优势。对外商来说，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问题。长久以来，美国人一直在揣测中国产品的“价廉物美”、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源于政府补贴。例如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曾向美国国会建议，要求对中国制造业提供政府补贴的制度进行调查，其中包括税收优惠、政策性贷款和资本，以及水、电、煤气等的补贴。这正是中美贸易摩擦相继发生的根源，包括2007年“步步紧逼”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升值问题，以及备受瞩目的纺织品争端。美国《商业周刊》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美国各方的关注和反响。尽管中国对个别策略性行业存在政策倾斜，但这不是主要的因素。
当然，发展中的中国仍然存在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研究中心的专家预言，依照目前的情况推测，中国内地竞争力的上升势头估计将会持续，但上升幅度今后会变小，要想进入世界竞争力排名的前十位，还需要中国解决环境保护、发展不平衡和体制改革等难题。
科技创新方面与排名前列的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例如2006年排名第一的美国，递交了5万个专利申请，日本2.7万个，德国1.7万个，而中国只有3000多个。递交专利申请量最大的公司依次为飞利浦、松下、西门子、诺基亚、博施、3M、巴斯夫、丰田、英特尔和摩托罗拉，递交专利申请最多的20个公司中，7家来自美国，4家来自日本，3家是德国，中国还没有一家。
（1）中国制造以价廉物美赢市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到处都是中国制造”，基本上都会回答：价廉物美！
中国制造确实存在竞销压价、贸易摩擦、质量危机、出口受限、资金短缺、提升产品结构受限等诸多问题，也确实有很多中国企业依靠来样、来料加工，没有研发机构，缺乏寻新能力。但是这不能改变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
2006年德国世界杯，赛场内外，从球场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到球迷身上的服装，许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
霍夫百货公司是德国最大的连锁商店。在商店特辟的世界杯商品区，摆满了吉祥物、球衣、球迷假发、纪念杯等物品，都是“中国制造”。那些价廉物美的纪念品，有的直接获得了世界杯组委会的授权，如浙江温州一家打火机制造企业，就获得了为世界杯生产两款金属打火机的机会；江苏盛钢旅游制品有限公司也得到了比赛场馆周围安放的全部5万顶供运动员、球迷休息用的帐篷的生产合同，这打破了以往欧洲厂商垄断行业市场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