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改编者在净化、拔高宋江形象的同时也是对阎惜姣的贬低和丑化，周信芳认为：“宋江是讲真情的，本来对她很爱护。而阎惜姣要求的却是荒淫无耻的生活”，“过去主要是表现她的淫荡、泼辣。现在则更着重表现她的狠毒”。这样的改编意图不但体现于文本的叙述层面，也渗透进了表演动作的重新设计，赵晓岚回忆从前演阎惜姣时“只对宋江狠，对张文远是一副喜像”，周信芳则认为“对张文远在某些地方也要狠，把他当作手上的玩物一样，这就使得阎惜姣的毒辣面目暴露无遗了”。旧本在处理宋江和阎惜姣的相互冲突时，两人本来都有关于“杀人”的唱词，宋江使用高腔，惜姣采用矮腔，改编本宋江的唱词变为：“听谯楼打罢了三更，怒火阵阵朝上升。我这里上前去与她争论”，使用的是矮腔，高腔由惜姣演唱，沿用了其“杀人心”的唱词并在后面加上一记锣声，“把她的狠毒心肠着力渲染了一下，为后面‘你死我活’的斗争又安了一个伏笔”。这样的人物关系处理彰显了改编者的意图，即“阎惜姣的嚣张，宋江的退让，在表面上看好像邪恶占了上风，正义受了挫折；事实正相反，这正是正义打动观众心灵的时候”，于是宋江的“杀惜”行为终于演变为“义杀”。不但旧本中宋江在刺倒阎惜姣之后还不断以利刃戳扎她心窝的动作不能出现，而且要表现出宋江似乎是在阎惜姣的提醒之下才将其杀死，既要展示阎惜姣的垂死挣扎，又不能强调她的求饶和凶杀气氛，从而“使宋江刺惜的正义性保持到终场”。正是在这样的从文本结构、舞台表演到人物形象塑造及其相互关系的处理与其他种种细节的精心设计与改造，改编者力图使《乌龙院》生成新的主题思想与具有现实意义，就像有人所说的，“阎惜姣的贪图享受、背信弃义、凶辣狠毒都是封建统治阶极的本性，宋江善良淳厚、卫护正义是当时英雄好汉的本质。他们之间的斗争，宋江被迫杀人，也正象梁山好汉们被统治阶极逼得无路可走起来造反一样，性质上是相同的。通过宋江和阎惜姣两个典型人物，反映了当时两个敌对阶级的尖锐斗争”。
然而，这种新的主题思想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剧中审美力量的支撑，有人认为“周先生（指周信芳）没把乌龙院局限为男女纠纷，而表现成善与恶的斗争，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这样，角色的行为才能在观众心里引起了巨大的共鸣，作品才有了积极的思想意义”。但“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并非只是抽象空洞的概念，它们在《乌龙院》的戏剧情节中必须通过男女交往行为（或“男女纠纷”）才能得到活生生的表现。改编本依然存在“难婚”母题的构成状况和情感功能，就像尚伯康所说的，旧本《乌龙院》“是站在宋江的立场上”，“用来反对阎惜姣”，“是把有利于宋江方面的显出，突露，夸大，把不利于宋江方面的减弱，模糊，藏起；把不利于阎惜姣方面的显出，突露，夸大，把有利于阎惜姣方面的减弱，模糊，藏起”。这样的描述同样适用于改编后的《乌龙院》，但却不能遮蔽剧中“难婚”母题的审美机制及其运作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改编后的《乌龙院》真的如改编者设想的那样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吗？曾经就有人怀疑：“在宋江杀惜这样的冲突里，能否正确地表现宋江这个英雄人物呢？……人们或许会责备宋江的买妾和杀人，同情阎惜姣”。这也就是说，为了使反映阶级斗争的主题思想能够顺利生成并且发挥现实教育意义，文本必须寻找和提供能让其有所附着的新的审美或精神资源。
三
从改编者的立场来看，阶级斗争主题的确立有赖于宋江正面形象的有效建构，其依据是把他处理为梁山好汉的恩人，但何以宋江有了梁山背景就会成为阶级英雄呢？戏改阐释系统当然可以很方便地将宋江与梁山好汉说成是农民起义军并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然而这样的政治理念在剧中必须通过合情合理的审美转换才能真正产生力量，在改编本中承担这一功能的是另外一个与民间交往相关的文学母题：兄弟情义。从上古时期关于舜和象的传说，伯夷和叔齐的故事，直到“十七年”时期得到整理改编的《黑旋风李逵》、《双献功》、《十五贯》、《将相和》、《牛皋扯旨》等传统戏曲，似乎总能看到兄弟母题的复现和变形。这是因为在它身上积淀了人们太多的情感和经验。在远古时期，由于生理等方面的客观原因，较之于女性，男性更多地是要从事诸如狩猎之类危险性较大的野外生产活动，这就需要他们必须相互协作，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是按照父系亲属原则组成的家族，家族内的男性成员负有使本家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责任，要求兄弟之间必须形成一种和谐关系与秩序，这在儒家经典中有大量表述，如“惟孝友于兄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伤之威，兄弟孔怀”、“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所谓“悌”或“弟”，指的是弟弟对哥哥的敬重和爱戴，儒家将孝、悌并称，对兄弟情义的强调可见一斑。
而且，这样的兄弟情义也进入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观念和行为过程。按照儒家的五伦序列（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朋友关系的建构体现在人们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它既与兄弟关系最近，在实际交往行为中也常常被比拟或纳入兄弟范畴，《颜氏家训·风操》有言：“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义敌，令终如始者，方可议之。一尔之后，命子拜伏，呼为丈人，申父交之敬，身事彼亲，亦宜加礼”，就是对这种民间习俗的记述。在传统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祝二人初次见面即行结拜之礼，建立兄弟关系之后才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的传奇故事。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结拜兄弟的传统属于民间文化的范畴，“是由民间的说书、戏曲、关公崇拜及实际的结盟风气在中下阶层的民间流传”，它不能见容于大传统的官方文化，一方面是因为它对儒家的血亲人伦传统构成了挑战，另一方面也由于人们“结拜的目的多与从事非法活动有关，清朝就曾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严禁歃血订盟、焚表结拜为兄弟，并视同‘谋叛’行为，还一度定为‘十恶不赦’之罪”。大传统的官方文化遵循“君臣父子”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等级秩序，虽然也对兄弟之间的长幼尊卑作出了严格区分，但双方终究属于平辈关系，民间社会的兄弟情义正是在人际交往中突出了这种平等性特征。以《水浒传》为例，这部小说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恐怕就是“兄弟”，兄弟们的口头禅则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至于1933年赛珍珠在翻译《水浒传》时直接将书名题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豹子的血》，这种兄弟情谊在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达到了高潮，即如书中所说：“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显然正体现了民众对于一种和谐理想的人际交往关系的想象与追求，同时也是对充满等级压迫的现实生存状态的反叛与出走。不同于同胞兄弟的血缘纽带，民间交往中的兄弟极为推崇“义气”的规范与价值。本来按照儒家的伦理要求，“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义”与“仁”、“礼”息息相关，这才有了“义利之辨”，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迫于现实生活的压力和对其加以改变以建立更理想生存状态的愿望与诉求，他们看重的恰恰是这种“小人之利”，就像墨子指出的那样：“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这种“利人之义”大致相当于人们常说的“义气”，它构成了兄弟交往的核心内容，“兄弟结拜就暗含有寻求可靠的社会支持的动机”，体现了“民间弱势群体脱离宗法网络时，为求生存、谋发展而希望结成共同体，并从中取得保护和救助的心理”。这就要求参与交往的行为个体必须自觉认同和有效建构一种恩义互报的关系网络，它既是“义”的表现，也是“利”的可靠保证，其实质则是民众所普遍认可和赞赏的感恩/报恩的观念与品德在这种兄弟情义关系中的投射与呈现。
那么，当这种民间文化现象进入文学叙事成为传统母题之后又获得了怎样的表达，产生了哪些内涵和意义呢？除了《水浒传》，《三国演义》更是将结义兄弟间的深情厚意发挥得淋漓尽致，当刘、关、张三人初次相遇时，刘备“幼孤”、“家贫，贩屦织席为业”，张飞则是一个“卖酒屠猪”之徒，而关羽因为杀了人，“逃难江湖，五六年矣”，然而一朝风云际会，兄弟三人“桃园结义”，商定从此要生死以之，“同举大事”。兄弟三人的出场身份表明他们是一群来自于民间的英雄豪杰，既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而他们结义的目的竟是为了“举大事”，更是对这个行为原本所具有的民间文化内涵的提升与放大，结义本来就有“利”的诉求，是为了“求生存、谋发展”，“富贵莫过帝王家”，还有什么能比兄弟同心“打天下”更能激动人心，更能抚慰与满足同样处境困顿、在现实生存中艰难跋涉的民间大众的幻想和希望呢？更何况在这打天下的过程中始终充溢、流淌着绵绵不绝的兄弟间的深厚情义，当关羽不得已栖身曹营时，尽管曹操“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关羽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只为报答大哥的恩情，就像传统戏曲中他的唱词：“走马单刀志量高，千里寻兄岂惮劳。只为弟兄情意重，桃园结义胜同胞”。惟其如此，当关羽败走麦城为东吴所害之后，刘备“欲起倾国之兵…以雪此恨”。尽管赵云说得很明白：“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自己恐怕也知道此举将会使他半生心血和所有的政治抱负毁于一旦，但他还是服从了来自于内心的道德律令：“朕自桃园与关、张结义，誓同生死。不幸二弟云长，被东吴孙权所害；若不报仇，是负盟也”，“云长与朕，犹一体也。大义尚在，岂可忘耶”。这里体现的显然正是作为民间文化形态的兄弟母题所固有的叙事逻辑和价值标准，人们或许会指责刘备缺乏政治远见，他的所作所为也不符合儒家的传统规范，就像章学诚所说的：“演义之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然而对于刘备来说，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兄弟情义，“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这才是那个穿越时空、至今犹自令人动容不已的有情有义的刘先主，同时也彰显了兄弟母题所负载的沉甸甸的民间文化内涵提供给文本的叙事权威和审美力量。
再回到《乌龙院》的改编过程，正如兄弟情义在《三国演义》中所获得的文学表达，这个母题在改编本《乌龙院》中显示了大致相同的意义内涵、实践原则和审美价值。剧本开场伊始，晁盖有几句唱词和念白：“豺狼当道扰万民”、“弟兄七人打劫了生辰纲”、“众家兄弟英勇…杀得官兵全军覆没”、“如今山寨初定，我等在此安身，皆是宋公明哥哥之恩，有心请他上山共图大事”。从而透露了兄弟母题的叙事意图与功能，虽然剧中没有明确指出梁山兄弟的社会地位与身份，但他们既以拯救万民为己任并表现出了反抗官府的英勇行为，也就为自身赢得了基于民间价值立场和情感诉求的道德优势与美学原则。按照这个道德原则和美学原则，梁山兄弟与宋江的关系既是为了达成“报恩”的“大义”，更是为了“共图大事”——“水泊弟兄齐相盼…共为黎民解倒悬”。与晁盖的出场相呼应，宋江初登场时也在挂念兄弟们的安危：“众好汉曾把那官兵抗，好教我终日里挂念在心肠”。这种兄弟间的深情厚意到了“刘唐下书”一场逐渐走向高潮，刘唐上场时心中想着“有恩不报非豪强，此一番去把那恩人访…龙潭虎穴要走一场”，宋江则寻思：“晁盖倘有疏失，如何是好！偏偏他们又无书信前来，好叫我放心不下”，双方相遇后，立即使这种兄弟情谊得到具体生动的呈现：
宋江：哎呀，贤弟啊！贤弟，你好大的胆！中书省牌行各州，要搜捕你等，这郓城县防备甚严，谁叫你来的？倘有疏失，如何是好！
刘唐；多谢公明哥哥大恩搭救我等，特地前来相谢；纵然刀山剑树，俺刘唐何惧？
……
宋江：贤弟啊！回山致意众头领，代我宋江问安宁。中书省行文各州郡，募兵要将水泊平。贤弟处处要谨慎，速离虎口莫久停。
刘唐：大哥。多蒙你仗义救了命，我不惧一死来报恩。弟兄们叫我带一信，要大哥上山把事成。
这里有兄弟间的生死情谊，有报恩的大义，更有“成大事”的壮志豪情，所有这些久已积淀在兄弟母题中的来自于民间的价值观念、情感愿望、利益诉求在此都以审美的形式得到了集中呈现，从而使得宋江的形象及其和梁山兄弟的关系获得了积极意义和力量，当把宋江和梁山兄弟阐释为阶级的代言人时，改编者的意识形态的意图和意义才有可能得到落实和顺利生成。
但兄弟母题的进入也使阎惜姣在《乌龙院》中处境惟艰。兄弟关系的缔结本来体现了男性社会交往的意图与行为，而女性常常意味着必须回归家庭。按照兄弟之“义”，双方可以生死相报，却通常不能容忍对方分享自己的女人。并且在追求“利”或“共图大事”过程中，“女性作为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她们有能力担当的社会责任实在太少”，所以常常会“坏了大事”，就像有学者所指出的：“防闲女性本是一切战斗队伍的共同要求，任何武装组织，不论其为官兵或盗贼，领导者无不希望部下远离妇女的。因为若与妇女接近，难免与组织及领导人疏远，且易走漏机密，再加比较舒怡的生活又会销蚀亡命活动所需的勇气，结果必定是降低作战效能”。因此在一些需要或容易结成兄弟关系的场所和情境通常不能容忍女性的存在，据《汉书·李陵传》记载，李陵认为“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杜甫也有“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新婚别》）的说法。兄弟情谊与女性的这种对立关系在其进入文学叙事后更是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和表达，最为著名的恐怕是《三国演义》中刘备的那句话了：“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而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对于女性的敌视更是发展成为一种夸张的“仇女症”，有学者对此深感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