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京城巨贪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的审判，“贪内助”一词也随之成为一个流行词语。令人吃惊的是，王学英成为毕玉玺堕落过程中的催化剂，所有的起因竟然缘于一个“爱”字。她爱丈夫毕玉玺，所以纵容丈夫受贿；她爱儿子毕波，所以把贪来的钱财给了儿子。但她没有想到，正是这种畸形的爱，才害了丈夫和儿子，也最终害了自己。据检察机关查明，在毕玉玺收受的巨额贿赂中，有50万元人民币是以王学英的名字存的；王学英个人还单独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近5万元及大量珠宝首饰。毕玉玺案发后，王学英为销毁罪证，联系亲属转移赃款赃物，也因此累及儿子。
2005年9月26日，在王学英被判刑之后不到一个月，毕玉玺的儿子毕波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至此，轰动全国的北京巨贪毕玉玺受贿案以毕玉玺被判死缓、妻子王学英被判有期徒刑10年，儿子毕波被判缓刑暂时告一段落。但王学英在法庭上泣泪涟涟地哀求法官给她一次改过的机会，她想与亲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哭诉，却让人久久不能忘记。
毕玉玺曾经也是一个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好干部，这份曾经的荣耀不能不说与妻子王学英有关。甚至直到案发时，毕玉玺的钱包里还放着李世民对生活的百字箴言：“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闭却是非之口。若能依朕所言，富贵功名可久。”这篇百字箴言就是王学英为提醒丈夫做一个好官而放到丈夫钱包里的。直到退休前，王学英一直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工作，她经常做的工作就是教人怎样做一个清廉的好官。
王学英择偶的标准自然与“廉洁奉公”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她嫁给了清正廉洁才华出众的毕玉玺。
北京通州区（前为通县）是毕玉玺的老家，也是他成长和仕途起步之地。毕玉玺1942年生于通州区马桥镇西田阳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后来由于仕途顺利，他成了村里出的最大的官。“文革”之初，毕玉玺成为北京市劳动大学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毕玉玺陆续担任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主任、书记。1984年升任通县县委组织部长，后又历任县长助理、常务副县长。
毕玉玺自从担任领导之后，不仅教育大家要廉洁奉公，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从不接受乡亲们送的一分钱一件礼物。那些年，毕玉玺对自己和机关干部要求严格，但对老百姓可没有一点儿架子。那时候，不管是机关干部还是村里的老乡见了毕玉玺，不是喊毕头就是叫他小毕。因为丈夫的关系，王学英也受到了群众的尊重，这让她感到非常骄傲。
对于这段往事，毕玉玺身陷囹圄之后还是念念不忘。毕玉玺说：“上了年龄的老百姓都称我小毕，那个时候叫我小毕，我感觉特别亲热，那时候要给群众办完一件事，真高兴，比在自己家干事还高兴，那时候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群众，心里也装着群众，做事也惦着群众。”
毕玉玺在通县工作时，确实有一定的能力，作风也比较泼辣，胆子大，很有想法，也能从上头要来钱，其中就包括他为县里争取到资金修建运河大街和玉带路。毕玉玺曾经说过，要保证这两条路的质量10年不出问题。实际上这两条路的使用情况也确实不错，由毕玉玺提议修建的运河大街一带，今天已经建成奥体公园和观光码头，成为通县著名的风景区。
但毕玉玺离开通县也正是由于修路中出了问题。那条玉带路修建于1986年到1988年，主持者正是时任副县长的毕玉玺。在1990年，玉带路工程曝出一起贪污案件，工程包工头因经济问题入狱，其公司会计在狱中自杀。受此牵连，当时通县市政管理所的所长和书记都被开除了公职。
玉带路案件发生后，市里派人考察领导班子。调查后，虽没有证据显示毕玉玺与玉带路的贪污案有直接牵连，但不过案发不久，毕玉玺就离开了通县。在他离开通县时，并没有惯常的领导班子欢送仪式。
1990年到1998年，毕玉玺到北京市交通局任副局长，主管公路工作，在重点工程中协助抓高速公路建设，在这期间他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思想上也产生了变化，心里逐渐产生了不平衡。毕玉玺认为，按照以往的规律，像自己这样的干部到市里工作，应该安排个正职才算名正言顺。虽然这次调动没有降职，但也没有升迁。别人到市里都是正职，他却是副职，就认为组织对他不公平。
回到家，毕玉玺对王学英发泄她的不满说：“现在的官场规则是，在哪个职务上待几年是有不成文规矩的，到时候就应该升迁。否则，就是犯了错误；或没犯错误，被按犯错误的对待了。我认为自己属于后者。”王学英连忙劝丈夫说：“谁不知道你当年作风泼辣，胆子大，有想法，您为县里争取到资金修建运河大街和玉带路。什么是好官，有业绩，就是你这样的！群众都知道，会记住一万年！”
但是，王学英通过夫人外交打听到不少消息，常常听到一些当年一些同期干部升迁的消息，王学英心里也为丈夫官场失意感到不满。她不失时机地在毕玉玺耳边唠叨起来说谁谁又升了，谁谁又发财了。慢慢地，毕玉玺总是觉得组织上亏待他。
就是这种被亏待的心理，让毕玉玺一度患上了抑郁症。王学英为此焦急万分，为了让丈夫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王学英暗示毕玉玺，既然总是觉得待遇不公，不如不卷入官场升迁，好好为自己、为家人弄点钞票。趁退休前给自己的一些知己和心腹一点好处，而这些心腹知己是绝对不会忘记毕玉玺，也会让毕家过上好日子的。这仿佛是治愈毕玉玺抑郁症的灵丹妙药，慢慢地，毕玉玺开始收礼了，从半推半就到照单全收。
毕玉玺受贿的心理也从战战兢兢到心安理得。毕玉玺还记得第一次做保龄球生意，对方提出给佣金，他不敢要。回家告诉王学英这事时，王学英没夸他，反而数落了他一顿，说他傻，哪有送上门的还不要的道理。后来毕玉玺实在经不起金钱的诱惑，王学英也时常“教导”他。毕玉玺想反正钱多也不是坏事，还能让老婆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何乐不为呢。从不敢要到开口要，毕玉玺在妻子的怂恿下完成了从一个廉官到一个贪官的蜕变。
2001年，毕玉玺的思想彻底地扭曲了，成为了金钱的俘虏，他开始追求高消费豪华享受。毕玉玺每次出国都由其部下或一些个体商人陪同豪赌，自己从不花一分钱，赌博筹码都是他人送的。此外，他还授意下属为其办理了多个高级酒店、休闲娱乐场所的消费卡，经常进行高档奢侈消费，大肆挥霍。同时，他将大量款物送给其情妇和与其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的人。毕玉玺在一个高级娱乐场所按摩脚时，听按摩小姐张某说买房缺钱，他一次送给张某20万元。
在丈夫一步步滑向贪婪的深渊时，身为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教导主任的王学英不仅没有帮丈夫认识到他的错误，反而认为丈夫的权势是她炫耀的资本，可以开发利用，让自己和宝贝儿子荣华富贵。
手握工程审批大权的毕玉玺是大大小小包工头争相讨好的对象。家里的烟酒茶叶也多了，家也常搬，但有一次王学英尝到了搬家的“甜头”。2001年春节，前来给毕玉玺拜年的人络绎不绝，家中的烟酒堆积成山，扔也不是，送人也不是，让王学英很发愁，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王学英突然想到了兰义，这个叫兰义的承包商经常往毕玉玺家跑，跟毕玉玺和王学英关系都不错。王学英想，就让兰义去处理吧。于是兰义拉走了3箱烟，有中华、熊猫、玉溪等牌子，还有一些洋酒和茶叶。第二天，兰义提着一个手提包到了毕家，王学英没说什么就收下了。
等兰义离开，王学英打开提包，发现里面是用报纸包好的一捆捆崭新的人民币，一共10万元！那点烟酒茶叶怎么也值不了这么多钱啊！王学英既兴奋又紧张，看到这么多钱她有点眩晕，那一张张红色的钞票实在是可爱之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