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8月5日至12月5日，共发行新台币约5.6亿，共公告准备金五次约200万两黄金：第一次是8月5日，以黄金28万两为准备金；以后每月公告，9月黄金33万余两；10月40万余两；11月43万余两及12月52万两（引许之远的资料）。亦即1949年内从8月至12月，台湾“中央银行”共转给台湾银行黄金196万两，即使算上最初的80万两，还差约120万两，而台湾“中央银行”档案（表8.5）在1949年内只给了台湾银行10万两（12月31日）。那么，这相差的约100万两应该来自何处呢？
是军费黄金剩余，从“财务署”金库里转去台湾银行的。
原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的赵志华，在1950年蒋“复职”后一个月，就来到“财务署”任出纳科副主任，代表当局管理军费黄金，并拥有“财务署”金库三把钥匙之一。据其回忆，“曾在近9个月中经手约12次，每次以10万两黄金，以每两280元，换为新台币2800万元作为国民党军队薪饷。”从1950年4月1日到年底，每次10万两黄金被转给“中央银行”，如以280元一两计，这100多万两就已经超过3亿新台币，转入台湾银行以后就流入台湾民间。赵志华是1950年年底才离开“财务署”的，这意味着大陆内战结束后的“军费黄金”总数至少在百万两以上。当时“财务署”的这100多万两黄金，可能包括了第三、四批的一部分及国外（美国、日本）运回的，加上国共内战结束时第二批做军费用黄金剩余的20万两左右（表8.1）。
请参看袁颖生所著《光复前后的台湾经济》，此文根据徐柏园的《政府迁台后之外汇管理初稿》所写，文中指出：“变售黄金以支应开支及以黄金折发军饷，主要系发生在民国三十八、三十九年（1949年和1950年）仅是黄金的变售价款，估计在此两年就分别有新台币超过一亿六千五百万元（约60万两）及接近三亿九千四百万元（约140万两）。……此两年度省财政岁入分别不过一亿六百万元，及三亿八千七百万元，则变售黄金价款在1949年即高出年度省财政岁入的56.53%之巨，1950年仍略多1.86%，自为政府的巨额收入，而在省财政及‘中央财政’的岁入中，都未见列记……此200万两黄金数量与前五次公告之新台币发行之准备金（部分又被‘变卖’回收新台币）极相近。可能部分就是把‘央行’黄金（部分为‘财务署’保管的黄金）转给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大张旗鼓地公告，把超额发行的新台币用来做军饷，然后又‘一鱼两吃’，静静地把部分黄金变卖，收回民间新台币，来防止通货膨胀，而在老百姓眼花缭乱之际，国民党迁台初期的财政经济就稳定下来了。”
1949年5月，台湾国民党政府公布“黄金储蓄存款”，后于6月15日在新台币发行办法第十条中又规定：“凡持有新台币者，得照台湾省进出口贸易及汇兑金银管理办法之规定，折存黄金储蓄存款……”这是国民党政府为巩固新台币的币信，规定市民可以公价直接换取黄金（新台币280元一两）或美钞；由台湾银行或台北的四家银楼，以新台币折成“黄金储蓄存款”之存折，向台湾银行十足提取黄金。政府公价比“黑市”便宜，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利润。于宗先总主编《台湾货币与金融论文集》中提到：“从1949年6月15日至1950年年底的一年半内计抛售黄金145万两，美金6600万元，以建立台湾人民对新台币的信心。”这里卖掉的美金，就是藏在台湾银行里“财务署”的军费账上的7000万，是蒋介石1949年1月下野前，命吴嵩庆以订“草约”方式，从财政部部长徐堪那里转来台湾银行的，是内战经费的一部分，藏得比黄金还要严密，只有蒋介石本人才能动用。
如上文所述，总共200多万两黄金和大量美金，就经由台湾银行，大部经由银楼流入了民间，“藏富于台湾人民”。结果是稳定了新台币，提供了军公教人员的米粮、军队的薪饷及军火零件汽油的补给，军心民心、社会秩序也因此安定了。美国国务院在1950年3月也收到“台湾情势趋稳定的好消息”（《美国国家档案纪录局文件》，1950年3月9日），这主要是上海国库资金起的重要作用。这就是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6月25日）之前的台湾。
关于新台币发行情况，在大溪档案里，有一页台湾银行黄金收付表（截至1949年12月22日止），可资参考，今列表如下：
表8.8 大溪档案里的台湾银行黄金收付表
（截至1949年12月22日止）
项 目 时间（年/月/日） 黄金（市两） 备 注
原 存 1949/5/15以前 33848 台湾省银行原有库存黄金
收 进 1949/5/15以后 202018 开办黄金储蓄以后
联勤财务署交来 1949/10/15 125000 拨付东南长官公署#
共 计 360866
付 出 1949/5/15以后 （248678） 开办黄金储蓄以后
余 存 112188
另存货币准备基金 1949/12/22 800000
注：#是财务署拨付东南长官公署的军费，也见于表8.5及图8.1（A-2）。
蒋介石对发行新台币条例中的“黄金储蓄存款”办法却极不满意，他在1949年6月29日的日记中提及：“……以台湾银行改革币制有储金兑现办法甚不合理，可叹。”7月10日又再提他的计划：“……台湾银行储金规则之取消。”当时规定每市两黄金定价为新台币280元。次年6月又规定，黄金储蓄搭配两年偿还的“节约救国储蓄券”搭配比例，视官定金价与市场金价的差额而逐日浮动。7月，黄金储蓄改为搭配分年偿还的“爱国公债”。10月，黄金储蓄停止搭配，但黄金官价则调整为每市两新台币410元。通过这两项黄金储蓄办法，回笼了4亿多的新台币；但这收获的代价却是国库黄金流失，因为官定金价比市场金价低，比国际金价更低，从而导致大量黄金外流。据相关资料，仅1950年黄金外流量就达5000万美元，到该年年底，共有145万两黄金被卖出。这样，虽然稳定了新台币，却有点得不偿失，便宜了许多投机客。
台湾当年“黑市”的黄金价格要比当局公告的280元一市两高近两倍。当时台湾银行的官定外汇价格是5元新台币购买一元美金，而国际市场黄金价格是56美元一市两，也就是说，向台湾银行或指定银楼购买黄金储蓄的价格是280元新台币买一市两；而事实上，台湾当年一般人要买美金一元，需要出新台币10元向一般银楼买，转手之间就可赚近一倍利润。这就吸引了许多国内甚至国外的投机客，前面提到的四大银楼，后来都因投机取巧和套汇，被法院起诉。资金外流也严重，黄金大量流失，外汇流出1000万美元以上。
就像法币一样，国民党政府在卖黄金外汇的同时，新台币的发行量也继续剧增，以应付大量军费、政费及建设的支出。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经援台湾，黄金美钞一旦卖光，通货一定又像当年一样剧烈膨胀，就会重蹈宋子文战后卖黄金稳定法币之覆辙。1946年至1947年，宋子文、贝祖贻抛售了黄金351万两，外汇7.7亿美元，央行内部人员与有勾结的经销商牟得暴利，最终酿成“黄金风潮”；这加剧了国民政府的垮台，是蒋介石在大陆大崩溃的开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许涤新、吴承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的作者，就此事曾作出如是评价：“出售黄金外汇……此举完全是悖理的，因为黄金外汇原是国库发行纸币和国家银行信贷的准备，不能作为财政用途……此举只是出卖家底，是一种倾家荡产的政策。”而现在，当年大发国难财的这批财经界内部人士，又在台湾重施同样的伎俩，几乎把政府彻底搞垮。后来，在黄金还没完全卖完前（国际货币基金会记录：至1950年年底还剩余130万英两），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美国军经援助以及当局实行高利率政策（鼓励储蓄与购买国债）才渡过难关，台湾就此稳定下来，这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运气。最后，在蒋介石的反对下，于1950年12月27日实际公告取消了这一办法。
然而，无独有偶，几乎同时，新中国在上海也遭遇了类似的财政问题：通货急剧膨胀，人民币迅速贬值。一些人甚至得意地声称：“共产党打得过蒋光头，打不过袁大头。”那么“铁腕”市长陈毅，又是如何接管上海、“管制”上海经济的呢？（详见第九章）
对于黄金运台之事，台湾曾有两种模糊的说法。有些人说：“国民党有从大陆运黄金来，是骗人的！”（参见前言部分）另有人说：“大陆这些‘乞食’带来的黄金早就用完了，大陆来的人，是靠台湾人养的。以后别再提黄金的事了。”那么，如果没有这笔运台黄金，当年的台湾究竟会如何呢？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前经济学教授郑治明在给吴兴镛博士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评估的：
“……这300多万两，从大陆来的黄金以及外汇（按：没提那1亿多两纯银及外汇），可以说是救了当年‘饥饿的台湾婴儿’；没有这瓶水，这婴儿早在沙漠里干死了，即使是那1951年开始的美援，也回天乏术。”
此处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笔黄金及等值的纯银及外汇，那么台湾1949年至1950年用什么来支付军饷民薪，购买军实米粮、进口汽油零件，及填补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的年预算赤字？如果没有这笔金银外汇做准备金，新台币也会像金圆券一样狂贬，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从而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发生上海那种“黄金挤兑”惨剧。
美国前驻苏联大使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也曾在分析1949年至1950年台湾的经济与财政时指出：
“台湾面积仅为波多黎各的四倍，它怎能维持60万的武装部队呢？这完全靠蒋先生将大陆的黄金运台才安定台湾军人的生活。没有蒋先生由大陆运台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资金），台湾的经济将被通货膨胀的洪流所淹没。”
郑治明教授又说：
“……依据IMF（国际货币基金会）之《国际财政统计》，在1950年年底，台湾有130万两黄金储备，大概应该是原先375万两（按：包括第二、三、四批及海外各地运来的）所剩余的。……一般来说，台湾经济从1951年已开始正常运作，黄金作为货币的准备金，不能做别的用途，政府开支，均需在预算以内；超出之数就需以政府债券开支。由于外销成长，外汇、黄金开始积累。……如果说原先375万两黄金的‘原璧’还在国库里，那是不切实际，也是不必要的。应该说那瓶水救活的孩子，已长大成人，已经能担来更多的水了。”
这个结论应该是中肯的。新台币的发行因有足够的准备金，最终成功了，也为未来宝岛的经济崛起立下一块坚固的垫脚石。
【蒋总裁下野生活费及出国费用】
据1949—1950年间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的赵志华回忆，在蒋介石下野期间，从溪口、广州、重庆、成都到台北，吴嵩庆经管的财务署的“军费”，也曾提作“蒋介石总裁办公室”的经费，照顾了下野的蒋总裁。
另外，蒋介石于1949年7—8月里出访菲律宾及南朝鲜，据赵志华回忆，所用经费也是由财务署管理的军费外汇里支出的，是由他经手数万美金购置的礼物。1949年7月10日，蒋总裁应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之邀，有碧瑶会议；8月6日应南朝鲜李承晚总统之邀，有镇海会议。此前，据赵志华向吴兴镛回忆，吴嵩庆以“军费节余16万美金，交总裁办公室，方得出国访问”。譬如，到菲律宾，预算为5万美金，包括购买珊瑚等礼物在内。在1950年蒋介石复职前，毛人凤（在蒋介石离开溪口转往马公、复兴岛前后，毛人凤曾“周济”银圆4万块）和吴嵩庆转拨的这两笔款子，据赵志华记忆，除了宁波市银行的少数生活费外，是“总裁办公室”仅有的两大笔收入（详见第四章第二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