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吨 200.4万两 中央银行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下同）
第一批（2） 1949/1/1
（上海/厦门） 57.3万两
/18吨 中央银行档案
1949/2/7
（上海/台湾） 55.4万两② 飞机运台
第二批 1949/1-2
（上海/厦门） 90万两/33吨
（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点收99万两）③ 刘攻芸总裁告蒋介石秘书（1949/2/8）及“黄金军费密档”（吴嵩庆/詹特芳）
第三批 1949/2/7-9
（上海/台湾） 60万两/20吨
（做军费）②③ 宋子文、俞鸿钧密电，中央银行档案，以军机民航机运送
第四批 1949/5/19-6/5
（上海/台湾） 19.2万两
（《中央日报》
宣称是40万两） 19.2万两 中央银行档案，以军舰105号登陆艇运送
美国 —— 38.0万两 刘攻芸总裁告蒋介石秘书（1949/2/8）
第五批 1949/8/22
（美国/台湾） 9.9万两
第六批 1949/8/30
（美国/台湾） 9.9万两
1950/9 2.3万两 业库、银圆券准备金
1.9万两 日本赔偿（另银18吨）
合 计 —— 464.9万－486.7万两④⑤ 299.1万两 两档案数量差别主要在绝密军费黄金第二、三批
①从上海运黄金到台湾共分四批，如包括美国的两批则为六批。
②大溪档案2月7日的黄金是第一批，不是第三批里的，主要基于央行总裁刘攻芸在2月8日说：“运到台北260万两。”这是厦门运台湾的第一批里的余数，不属第三批。其次，刘还说央行还有68万两，这明示第三批的大部8日还在上海，不应在7日已进国民党政府的档案记录。
③第二、三批黄金，由财务署分别在厦门、台北保管，是蒋介石的秘密军费，下野的蒋总裁可直接分配调用。
④运台湾黄金全数约400余万两，其中约80万两用于国共内战军费（据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是786540两），另60万两回运大陆做国民党政府8-12月的行政费用，另加共值350万两黄金之外汇和银子，最后运存台湾“现金”总数约为700万两黄金之等值。
⑤ 1949年2月8日刘攻芸（继俞鸿钧任央行总裁）称央行国库账面上总共有456万市两黄金。1949年6月27日财政部部长徐堪报告蒋总裁，当时（6月24日）央行各地存金为3829174两（大溪档案），加上6月21日拨付台湾银行80万两做新台币准备金，总数则为4629174市两，量较2月为多，或是因为厦门黄金突然在6月初多出了9万两。
表8.2 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上海黄金存量
（1948年11月—1949年5月）
时间
（月/日/年） 运出量（剩余量）万市两 交通工具
（批数/次） 运去地点
（用途） 主要参考资料
11/1/1948 （450）① 刘攻芸总裁告蒋介石秘书
12/1/1948 200（250） 海关船
（第一批/1） 基隆
（准备金） 中央银行档案
1/1/1949 60（190） 海关船
（第一批/2） 厦门
（准备金） 中央银行档案
1/18/1949 20（170） 国家银行
兑出给市民 上海 略估
1/20/1949 90（80）② 军舰
（第二批） 厦门
（军费） 刘攻芸总裁告蒋介石秘书及“黄金军费密档”（吴嵩庆/詹特芳）
2/7/1949 12（68） 中国航空
（第三批/1） 台北
（军费） 中央银行档案
2/9/1949 48（20） 军机
（第三批/2） 台北
（军费） 刘攻芸总裁告蒋介石秘书与宋子文、俞鸿钧密电
5/18/1949 19.5（0.5） 军舰
（第四批） 台北
（军费） 中央银行档案
注：①此数量为低估，是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的“明账”，实数可能远过于此（最高数量是上海《申报》1948年12月11日所登载的：财政部“权威人士”称央行黄金为550万两）。
②实运厦门为99万两。如第四章第二节所述，也有可能部分（10吨）黄金由广州以海关“福星”舰运厦门。
以上图表说明：
（一）国民党运台黄金总量
关于运前央行库存黄金量，由于战乱播迁，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也没有值得信赖的账目公之于世，其确数历来众说纷纭。而彼时上海央行库存黄金，主要来源于美国。抗战时期，美国在中国参战期间借用中国机场和指挥所以及为此调用大量人力物力，在战后一次性交付中国约5亿美元的补偿（按：据蒋介石1948年10月14日针对美国援华数字日记存疑，但大致可信）。时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将其中的2.5亿美元兑换成黄金645万两，分批运回国内。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宋子文为平抑物价回笼货币，抛售掉350余万两黄金及外币；到1947年3月，中国国库尚有黄金287万两（一说为230万两）。而国库中金圆券发行后所收兑的黄金数量，则是最不确定的因素，吴兴镛博士认为应远远超过150万两（一说184万两）。综上，将宋子文抛售后所余黄金数量与金圆券所兑黄金数量相加，加上央行原有库存（约3万两）及接收汪伪政府所得（72万两，一说49.5万两），最后吴兴镛博士认定，国民党政府运金之初，央行库存黄金量约为450万两。此数量或为低估，因为这只是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的“明账”，实数可能远过于此。（最高数量是上海《申报》1948年12月11日所登载的：财政部“权威人士”表示，央行有黄金550万两、银圆亿元及纯银至巨。1948年11月18日《大公报》有篇由龚圭复执笔的《星期论文——黄金政策能孤军应战吗？》，则提到：“央行负责人表示，国库现有黄金500万两，银圆１亿元……”）
而全部运台黄金数约为350—400余万两（如表8.1所示，为465万至487万两），另加共值350万两黄金的外汇和银子，最后运存台湾的“现金”总数约为700万两黄金之等值。吴兴镛说，这笔现金约相当于当时台湾地区800万军民，每人平均分到1英两黄金或50美元。蒋介石把其中约160万两命财务署掌管，做秘密黄金军费，以避免立法院及李宗仁的监督与追讨，因而均不详见于大溪档案及两岸“中央银行”档案卷宗里，大溪档案里只有约300万两（表8.1）。但其他100余万两泄露于刘攻芸（央行总裁）、徐堪（财政部部长）及周宏涛（蒋介石秘书）的记录里。
（二）运输方式及路线
如以上图表所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1948—1949年，共分四批由上海将国库资金由各路线运台。其运输情形如下：
第一批：1948年12月1—3日为第一船次，运黄金200万两，由海关缉私舰“海星”号从上海运到基隆，为新台币准备金。
1949年1月1日为第二船次，运黄金57万两，由“海星”号先运到厦门，存中央银行仓库；后转运台北，即大溪档案1949年2月7日入账的55万两。
第二批：1949年1—2月间，运黄金90万两（到6月初会同财务署清点，才知多出9万两），由军舰运厦门；此黄金为预支军费，但仍为央行保管在鼓浪屿上中国银行地下仓库，与军用银圆（2—5月由军舰运至厦门）放在一起。在解放军进入福建（1949年8月16日）后，存厦门的军费金银就以海（运银）、空（运金）军之舰只、飞机运台湾。
第三批：1949年2月7—9日，运黄金60万两，以民用飞机（7日为第一次12万两）、军机（8—9日为第二次48万两）从上海秘密空运，存入台北财务署库房。
第四批：1949年5月18日，运黄金20万两（一说40万两），以军舰105号登陆艇从上海海运赴台。
另，如加上从美国运台黄金，则运台黄金共有6批次：8月22日为第5批9.9万两；8月30日为第6批9.9万两。此两批应为1949年2月8日，刘攻芸在上海告诉周宏涛存美国38万两里的半数左右。
按：第二、三、四批黄金都算是军费，但第二、三批黄金是蒋介石不想让“代总统”李宗仁知道的军费密账，没有公开支出记录，仅有大溪档案的略账（“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有别于第一、四批及从美国运回的第五、六批，在两岸的“中央银行”档案及蒋的大溪档案里明明白白记着一笔笔的支出。这里面牵扯到当年国民党内部的斗争。
又，1949年2月至5月还有多批银块、银圆运至台湾、厦门。
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的半年里，国民政府也不断用商船军舰运出大量白银及银圆，总量在3000吨以上，连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上也装有30万块银圆。1949年后半年里，“嫡系”国民党军队的薪饷就是发银圆及黄金。因而吴兴镛也提出了白银（数千万以上的银圆及近亿两的银锭）及在国外新铸的银圆，在国民政府军费及国共内战时充当起重要角色。
（三）补充说明：除上海以外，运台、厦金银究竟有无来自其他地方？
据合众社香港1949年2月15日电：“……属于中国政府的160吨以上金条银条，自广州运抵厦门……”这是一条突兀的消息。160吨是差不多500万两金银，其中黄金约33万两（10吨），是用另外一艘海关船或是“福星”号运输，银圆是550万块（150吨）。（详见第四章第二节）
此电讯或是由合众社一位华人记者张国兴所发布，张国兴与桂系及左倾人士或中共地下党都有联系。消息来源好像是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提供，来自李、白针对蒋介石的电讯监听。消息的真实性今不能证实，但仅从银圆部分着眼，记者的报道是可信的，台湾央行的“粗账”也支持此合众社关于黄金部分的新闻。有趣的是，解放以后，有数据显示，中共在广东省一省就“兑到”700多万两黄金，在治国行政上的确比国民政府有效率多了。
除上海、广州以外，运台的黄金纯银还有没有来自其他地方（包括大陆其他城市，或世界其他国家）？答案是肯定的。
曾任职于浙江省银行的彭晨于60年后回忆，1948年曾运“七八千两”黄金到上海（台北《时报周刊》2008年4月），是由杭州运出的。其他各省一定也有，因为金圆券发行时央行“明账”上记着，除上海外，全国各地共兑得黄金36万多两，浙江应不止7000多两，或许不仅运送了此一批。如果上述广州确有33万两黄金运厦，这些黄金极可能也是金圆券兑来的，那么全国收兑就在百万两以上了。这些“额外”黄金都是公开账上没有的，也难怪蒋介石可以“密藏”黄金军费了。此外，云南卢汉在1949年12月11日起义前夕，曾截留昆明“新滇银行”黄金13000两，还不包括当地中央银行的金子。另外，汉口中国银行也在金圆券发行时兑得黄金18000两，并于1948年11月运抵上海；新疆也有5万多两黄金在央行。这些都有中央银行发行局的签呈，其档案可参见《国民政府撤离大陆向台北厦门秘运现金一组资料》。
周宏涛在他的回忆录（《蒋公与我》）中也提到：“……另从美国、日本运回（黄金）……”但没提多少两。据其他方面数据显示，并不是很多：美国运回黄金是38万两（其中近20万两在1949年8月里运台，见表8.1），日本仅1.9万两（表8.1）。关于银子，在1949年4月18日，日本归还战时劫掠中国的白银仅18吨（60万两），这是欠中国的九牛一毛。1947年10月28日，11个盟国要求日本的初步赔偿是540亿美元，其中中国部分是216亿，相当于308亿两银子。也就是说，日本只归还了初步赔偿（包括黄金）的万分之一还不到。而到1949年5月，美国就单方面决定要日本停止赔偿中国及其他盟国。
此外，1949年国民政府曾在旧金山新铸银圆3000万枚（孙大头或船洋），该年年底又从马尼拉运回银圆980万枚。“中央银行”在各大城市的分行，除了金子外，还有纯银，1949年1月白崇禧就曾截留武汉运广州的银圆；同年11月底，吴嵩庆在重庆解放前夕，亦曾受重庆“央行”之托，押运60万块银圆去成都。另外，“财务署”少校预算官于德昌在重庆解放前数小时，押运存重庆“央行”金库最后的军费金银车队赴蓉，其全数近50多万两，大部应是银圆，如有黄金应该是台北运来用剩余的（详见第七章第二节）。
吴嵩庆在其记录中曾经提到广州、兰州等地中央银行的黄金，但没有提数目。而实际上，在1949年下半年，剩下的这几个在国民政府手中的大城市，蒋已无法完全控制：广州、桂林应属于代总统李宗仁的势力范围，重庆、四川也很复杂，兰州、甘肃是回教马家军的地盘。蒋想从这些地方拿金子，谈何容易？即使运补部队的金银，也是有去无回；更糟糕的是，中央银行内部也不希望政府知道库存细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