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仲英说，她父亲已过世，没有为运黄金的事留下记录，经手运黄金的人仍在世者，可能不多；但当年中央银行‘安专员’运走黄金的事，牵连到留在大陆的二叔和三叔，令他们后来受到很大的迫害，这可间接证实确有运黄金的事。……另一个令她印象深刻的是，来自母亲对父亲的牢骚。她说，迁到台湾，家境一直清苦，当得知父亲那段时间原来是忙着安排运黄金到台湾的事，还半开玩笑地埋怨父亲和陈、丁三人，怎么没想过在清点黄金时，藏一条在自己的口袋里。……”
紧随黄金偷运转移之后，北平故宫博物馆数千箱国宝也被运去了台湾。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日军的炮火，北平故宫博物馆的数千箱国宝曾经转移过一次。抗战胜利后，这数千箱宝物刚刚在南京集中，却又面临了另一次迁徙。这次国宝迁徙采用的方法，跟偷运黄金基本相同，路线也基本一样。经统计，此次大约运走文物60万件，书画、器物5万余件。运走的大多都是精品，包括毛公鼎、翠玉白菜等国家珍品。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下令，向台湾转移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仅在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上海战役之际，在汤恩伯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就从淞沪地区运走了大约1500船次的物品；途中由于风浪遇险和监守不力，致使遭受的损失难以计算。在抢运这批生产设备和物资时，动用的运输工具也是前所未有的：海军方面动用了10万吨次的各种船只，85艘先进战舰以及中国油轮有限公司大量“永”字号货轮，还有招商局的各种船只；空军方面包括C-46、C-47等大量运输机，其余则是客货机。
在蒋介石的东撤计划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国民党海、陆、空三军大迁徙。当时，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去，据说军队和各类公务人员就有数百万；那么，他们个人所带的行李，加上各种轻重武器装备、设备，真堪称是一个浩大的队伍。这样一个大迁徙，据说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在世界历史上，也都是很少见的。
当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奉蒋介石之命，执行了运送军队的任务。桂永清是江西贵溪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抗战胜利后协助蒋介石将海军的作战舰艇发展到428艘，官兵达到4万人。1949年，桂永清所辖的军舰每天都在海峡之间航行，超过了50航次。当时乘船进入台湾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也来自各个不同的系统。
台湾省主席陈诚根据常年带兵的经验，一方面也为了改善国民政府部队军纪不佳的形象，而最重要的是避免将领各拥山头的状况出现在台湾，于是立下了部队登台的新规矩。“他让所有来的军队，不管你是哪个部队的，你只要是军队这个船来的，跟着船到台湾，第一个，人走一边枪摆另外一边。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啊，你要他把枪抛掉，很多部队认为简直不可思议。”陈诚之子陈履安后来接受采访时如是说道。
1949年5月，桂永清把整个国民政府海军的指挥中心搬到了台湾。根据统计，1949年前后，国民政府的海军运输军队到台湾的人数超过了60万人，民众更高达70万。而国民政府空军的迁移，也在1949年初同步展开。
“空军奉命令到台湾来的，差不多八九成都来了，而且那时候空军也很民主；当时空军总部就下个命令说是，凡不喜欢来的，凡不想到台湾的，那么都发遣散费各回家乡。”蒋介石专机驾驶员衣复恩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国民政府空军在国民党军队中是福利待遇最高的，因而投诚解放军的极少，大多都随蒋介石到了台湾。
衣复恩是国民政府空军第十大队队长，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蒋介石的私人飞行员。当年他落脚在嘉义的水上机场。“嘉义的机场很大但是破坏得很厉害，给美军抗日的时候都破坏得很厉害。家眷很苦没地方住，都是拿那个报纸竹竿，糊起来一间一间的房。在一个棚场里头，又没有顶的飞机棚场，大家拿稻草铺地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很多家眷就临时住在旅馆，可是嘉义那时候很小嘛，旅馆容不下多少人嘛，我们有两个大队进到嘉义，差不多一万人连家眷。”（衣复恩原话，回忆当年空军迁徙情景）
其实早在1947年10月，国民政府就在南台湾的凤山，设立了军队训练基地，负责的是孙立人。孙立人拥有清华以及美国普渡大学的学位，后来毕业于美国维吉尼亚军校。这种背景加上其身上所散发的美式风格，在国民政府多半黄埔出身的将领当中，孙立人显得特立独行。他的练兵方法也与其他部队不同，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很大。当时就有很多知识程度高的青年请缨入伍，时年17岁的赵靖东就加入了孙立人在台湾的“青年军”。从1948年下半年起，孙立人不断地将台湾所训练的新军送往海峡对岸国共内战的火线上。1949年8月之后，国民政府更是大举将台湾整编的新军送上厦门与金门；这些以台湾人为主的部队，也参与了两个多月之后的古宁头大战。而同一时间，国民政府许多疲累不堪的部队，也从各个海岸点开始撤离。
“我们在上海上船，在海上待了两个白天、三个夜晚。船上不光有我们男生，他（按：指孙立人）还找了女生，这个女青年工作大队，这是第一批，跟我们同一条船。这个船上我们男女同学将近有五百多个人，另外也有商人的货物棉纱。我们还有个同学，一个女同学，她从船舱上面掉下去，结果下面正好是棉纱，没有摔死，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是我们大家虚惊了一场。”（青年军学生赵靖东回忆当时“青年军”随船迁徙情景）
“像我们的部队，那个大船来，在海中央停息，停在中央不敢靠岸啊。靠岸了以后恐怕敌人拿炮击啊，都是离开海岸的，离开海岸大概有一两千公尺，一两公里嘛那么多。我们要坐小船，坐小船再去登大船。那个小船很低嘛，大船很高嘛，要爬那个江笼网。现在海军陆战队他受过训练的，爬那个没问题；我们那个是陆军，没受过那个训练，所以爬那个江笼网很麻烦，有很多人体力不好，就掉到海里去了。掉到海里去打捞都没办法，没有船打捞，反正掉到海里只有淹死了。”胡琏所部十八军营长何金浪，后来接受采访回忆当时情景，“上船以前没有说我们到台湾，到台湾来受训，来训练；可是这以后，我们一上船以后，我们部队要到舟山，浙江舟山。可是在航行中间，走到半路的时候，又接到命令说要到金门……”
在当时，何金浪和跟着他的五六百名士兵，在大迁徙的过程中，根本没有选择命运的权利。而那些在国民党撤退前被抓去台的壮丁们，则还要饱受思家之痛。当时，很多国民党官员都认为三五年就可返回大陆，重新夺取政权，国民政府因此提出一个反攻大陆的口号：“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在军营里，这些被强迫入伍的壮丁们白天出操、上课、训练，傍晚则思家痛哭。台湾老兵返乡运动发起人之一、浙江舟山人姜思章，在1950年被国民党抓壮丁去了台湾。他回忆，当时在码头上，哭喊、哀求、诅咒，声声可闻；人群中还有他怀孕的母亲。在航向台湾的海面上，姜思章立定一个愿望：一定要回家。
1949年开始的这场创世纪大迁徙，也是一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历史学家费正清曾在史书上用冷峻的笔触写道：“1949年，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国民政府带领200万残兵、难民来到台湾。”1945年国民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600万人口，而到了1949年，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局势越来越不利，涌入台湾的人口数在短短三年内就暴增了将近200万。这200万人来自中国的大江南北，有军人，有流亡学生，有国府高官和眷属，他们如何在台湾这个岛屿上安身立命，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而台湾这个在当时只有600万人口的小岛，又该如何接纳和安顿这些早就疲惫不堪的人们？当时以东南公署长官与台湾省主席身份负责迁台计划的陈诚，内心面临极大的矛盾。
“我父亲非常知道突然之间不是什么几万人来，不是几十万人来，是超过百万的人到台湾来，也知道中共方面他的宣传的厉害，他有人潜伏在里面。你怎么样保护台湾的安全？还不光是这些人来之后粮食的问题，怎么安顿他的问题，还有就业的问题，所以就毅然决然在征求大家意见之后就决定实施一个叫‘入境管制’。”陈履安接受采访时提到陈诚对大陆移民实行“入境管制”的问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陈诚的这项管制制度，限制了部分国民政府高官进入台湾，管制的气氛弥漫在当时的台湾社会。陈履安在接受采访时还提到，陈诚晚年生病时，每回说起入台管制措施，有人搭船到基隆港边却又上不了岸，只能原船回头这件事，脸上总有着无限的感慨与抱歉；但在眉宇间，却也有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和坚决。在那段超过200万人迁徙的乱世岁月里，对错与公平，根本就无暇顾虑，活着恐怕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