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如满天寒星，眨着神秘的眼睛，闪着凄冷的光。
1948年年底至1949年1月初，蒋介石运走了第一批沾有人民血泪的黄金，导致金圆券巨跌，百姓流离失所，生活艰苦。这时又寒流突至，上海街头不断有寻常百姓冻死、饿死，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据《字林西报》1月19日报道：『从1月1日至今上海街头共收尸2300……』而这些因饥寒而亡的难民中，多数以上是童尸。刚跨入新年的上海显得异常萧瑟凄凉，这时一条轰动全国的消息又传来：蒋介石即将下野……
【政治幻影】
此时，1948年5月同时就任国民政府正、副总统的蒋介石和李宗仁，也同时面临着一场政治“寒流”。
时间再回到1948年年底，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蒋介石的住宅里，蒋介石接见了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和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郑重交给沈醉一项重大任务。蒋介石对沈醉说：“这次行动是关系党国安危的大事，要绝对保密，等我做出最后决定，就要绝对完成使命。”沈告辞时蒋指着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实勇敢的同志，他工作上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
那么，蒋介石交给沈醉的这项重大任务是什么呢？是暗杀李宗仁！
1926年，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举行北伐。李宗仁的第七军是能战之师，屡战克捷。为笼络李宗仁为己所用，蒋介石建议与李宗仁结成异姓兄弟，并煞有介事地叮嘱李宗仁说：“今后誓必同生共死……”然而面临桂系势力日益强大，李白多次逼宫，自己的统治已受到严重威胁，经再三思忖，蒋介石决定要铲除这个与自己有二十多年金兰之交的兄弟！真是隔面难知心腹事！据史料记载，蒋介石至少三次（一说五次）曾经派人刺杀过自己这位金兰兄弟，只是因种种原因失败了。就在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即命毛人凤（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局长）负责暗杀李宗仁。经过慎重挑选，选中了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
沈醉接受任务的第二天上午便来到保密局。为保密起见，毛人凤只找了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和行动处处长叶翔之等人商量行动计划。他们组建了“特别行动组”，计划暗杀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暗杀行动；二是防止李宗仁离开南京。同时他们还研究了对付桂系其他几个头目的办法。布置方面由沈醉和叶翔之亲自安排，会后由毛人凤分别通知经理处和人事处，凡是“特别行动组”要钱要人尽量满足。一星期后，行动组就暗杀计划作了具体布置：由沈醉主持暗杀工作，毛人凤派选的秦景川、王汉文二人作为沈的助手。秦景川一直在军统看守所担任杀人的工作，有一手百步穿杨的好枪法。王汉文则是东北有名的惯匪，从小就干杀人越货的勾当，能以手枪击落空中飞鸟。而沈醉在军统中也是有名的神枪手。
经侦察，李宗仁当时住在南京傅厚岗后面，他乘坐的汽车进出拐弯时速度很慢，从两面同时射击会很有把握。为了监视李宗仁的活动，军统特务在通向他住宅的那条马路的拐角处开设了一个旧书摊，由特务吴德厚扮成摊主；一方面可掩护侦察，另一方面还可以做特务的集合点。为了防止李宗仁乘飞机突然离开南京，行动组又分别派人在光华门外飞机场附近一条小街上开设了一家小杂货店为掩护，还特地安装了一部电话。如果发现李宗仁到机场乘机离开，立即用暗语报告；然后由毛人凤通知空军，用准备好的战斗机在空中击毁李的座机，并对外界声称是“飞机失事”。当时桂系军队有一部分在安徽，为防止李宗仁等乘火车离开，行动组在江南车站附近买了一所小木房子，派人摆设香烟摊，以便监视他们的行动。另外，在汤山附近通往杭州的公路上，也派了两人开设一家小饭馆，担任监视工作。此外，“特别行动组”还在李宗仁住宅对门开了一家小酒馆，李宗仁的卫士们竟然丝毫没有觉察到，整天来这家酒馆饮酒聊天，这更方便了对李宗仁的监视。毛人凤还拨给“特别行动组”两辆速度最快的汽车，若是李宗仁坐火车或者汽车离开南京，可以用来追截和进行半路阻击。蒋介石对“特别行动组”密令说，如在南京以外的地方进行暗杀，可以不必等待他的命令；如在南京城里动手，则一定要等待他的最后决定。翻手是阴，覆手是阳；阳为亲昵，而阴怀叵测。李宗仁深晓政治的血腥，也知道蒋介石对付异己的手段，但由于有美国暗中撑腰，料想蒋不敢对自己妄动。但深知蒋介石本性的桂系其他头面人物对蒋的阴谋有所察觉。12月24日，黄少竑（新桂系创建人，桂系三巨头之一）以到上海过圣诞节为借口，离南京而去。临行时他对桂系另一核心人物程思远说：“据我所知，最近蒋桂关系异常恶劣，如果杜聿明所率部队能够突围出险，蒋介石就可渡过当前面临的政治危机。这样一来，德公的安全就会出现问题。请你告诉德公，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当时程思远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蒋介石不会出此下策。
李宗仁对自身安全也一直颇为注意，他的卫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都是广西子弟，个个勇猛善战。为了有效防范蒋介石一方可能搞的暗杀活动，李宗仁的副官和警卫长在傅厚岗、三条巷、鼓楼一带，秘密安置了十几户广西籍“居民”。其实这些“居民”都是警卫部队的骨干，借摆香烟摊、开小杂货店、修车等行业为掩护，以监视出现在这一带的可疑人员，一有异常情况，便采取行动。
时间进入1949年1月，共产党在淮海战役中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全部歼灭了，但李宗仁还拥有实力，趁机进行逼宫。于是“特别行动组”进入最紧张阶段，毛人凤天天去见蒋介石。他告诉沈醉做好一切行动准备，只等蒋介石的一句话，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间，不管李宗仁是在其公馆内或在别的地方，都可动手。当时沈醉和秦景川、王汉文都准备好了两支手枪，弹头内都注入了烈性的毒药，只要射中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足以引起血液中毒而死亡。吴德厚在开设的旧书摊上也准备好了一支汤姆逊机枪和几颗炸弹，作为掩护和加强行动用。如果李宗仁不出门，一旦他们接到暗杀命令，就到李宗仁家去狙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毛人凤还安排两个在南京电灯公司工作的特务协助行动，他们可借检修变压器之名，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围墙外面向李的卧室、餐厅等处射击，并做好了爬墙进入院内进行狙击的准备。然而1月20日，也就是蒋介石宣告下野的前一天，毛人凤却突然找到沈醉，命令立即结束“特别行动小组”的行动。就这样，沈醉回昆明，杀手撤走，暗杀李宗仁的阴谋宣告终止。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蒋介石最终决定放弃暗杀行动呢？当然是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从1948年12月1日深夜俞鸿钧从上海运走200.4万两黄金（第一批第一船次）之后，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一筹莫展，继续丢疆失土。12月初国民党军队第12兵团黄维兵团在双堆集瓦解，被迫放弃徐州。今年元月10日杜聿明所率13万徐州剿总的余部在徐州西郊青龙集、张庙堂一带被围；邱清泉率国军主力（第二兵团）在陈官庄兵溃自杀，杜聿明被俘。蒋介石嫡系部队被消灭大部，而桂系核心人物白崇禧以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的名义统兵30余万坐镇长江中游重镇武汉，桂系的李品仙又拥兵安徽，他们当然不会同意蒋介石对李宗仁下毒手。且白崇禧横刀跃马，向蒋介石频频施加压力，要求与共产党“实行和谈”。1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军事、财政、外交、行政及党务均陷入严重的困境。
面对更加危急的时局，迫于国民党内外要求其下野的压力，蒋介石反复思虑后决意隐退。“杜聿明的部队自本月10日徐蚌会战败退后，只余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方面突围，亦被匪军歼灭。自此黄河以南地区，匪我兵力悬殊，势难挽回。父亲对于杜部待援，已尽最大心力，自信问心无愧，认为于此时‘引退’，可无遗憾。于是下最后决心。”但蒋介石还幻想像从前一样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因此，当务之急是找一个合适的人来支撑危局，与中共周旋，借以阻止或拖延解放大军渡江时间，而最佳人选就是时任副总统的李宗仁。于是蒋介石放弃了谋杀行动，李宗仁侥幸逃脱被暗杀命运。
内外夹击，四面楚歌，使蒋介石夜不成眠，即使服用催眠药物也无效果。1949年元旦，在总统官邸举行的新年团拜会上，蒋介石发表了事先拟好的《新年文告》。文告洋洋洒洒数千字，中心内容是向毛泽东“求和”。至于个人进退则是用隐晦的词语表达的，文告最后的字句暗示：“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这份文告，实则是蒋介石施放的烟幕弹，借此迎合桂系，争取喘息机会，编练军队继续顽抗。
针对蒋介石的文告，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评战犯求和》等一系列评论，抨击作为“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蒋介石此时求和“是虚伪的”“未免滑稽”“实在可恶”，揭露其利用和谈来保存实力的“阴谋计划”。1949年1月14日，新华社又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包括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等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号召人民解放军对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这个立场鲜明、态度强硬的声明，震惊了南京国民政府。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发表谈话：“欲实现国共和议，非蒋介石去职不可。如蒋再不引退，只能施之以压力。”蒋介石已声名狼藉，连美国也对他失去了信心。
1949年1月21日上午，蒋介石在南京发布《引退谋和文告》，正式宣布隐退。南京中央社播发了这一声明：
中正在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有其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於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於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由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康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而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抗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从事，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於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
根据这项声明，蒋介石宣告引退，仅担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下午2点，蒋介石召开最后一次国民党常委会，在会上发言道：“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挽救党国危机。”
消息发布之后，蒋介石在宋美龄、蒋经国及部分亲信的陪同下，拜谒了中山陵，向孙中山塑像三鞠躬，伫立无语。下午4时，蒋介石乘坐“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在绕南京城两周后，朝老家浙江奉化方向飞去。蒋介石每次“下野”，都无一例外地选择老家溪口作为他的“精神家园”；但所不同的是，这次他所面对的是即将改朝换代的剧变。风在孤独，天在寂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夜来风雨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苏轼）“昔如鞲上鹰，今似槛中猴。徒结千载恨，空负百年怨。”在外人眼里，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在这场“政治寒流”中已是枯木之心，没有生芽之想了。
1月22日，李宗仁正式就任民国代总统。虽然他对“代总统”的称呼不甚满意，但蒋介石在最后一次国民党常委会上，“一再声明，五年之内绝不过问政治”，李宗仁据此认为“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蒋介石的牵制。对于蒋介石扔给他的这个“烫手山芋”，李宗仁认为结局无非有二：其一，国民政府在他手上继续走上灭亡或垮台；其二，如蒋介石答应他的条件，满足他军权、财权、政权，就可彻底逼走蒋介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希望通过和谈，再依仗长江天险，可以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另一方面则希望争取到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以挽救国民政府的政权，甚至不惜“划江而治”。在国民党内部，他企图进行改革，为和共产党和谈提前做准备。在经济上，则试图稳定货币，抑制通货膨胀，对此他也充满了信心。对于“下野总统”蒋介石的归宿，他也做了安排，想以修养的名义送其出国。
蒋介石对李宗仁的“关照”却丝毫不领“情”，且郑重表示：“要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绝不离开祖国，只打算回老家疗养。”其实，他也早做了精密安排。且看其1月21日日记：“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感谢上帝恩德，使余得有如此顺利引退，实为至幸，离京起飞抵杭游憩，如息重负也。……密告孙（科）吴（忠信）金融与外汇之处置与实数。对（李）德邻实告其政治、军事及人事之部署。”而蒋介石的这一神秘安排，无异于给热情高涨的李宗仁也带来一场严酷的“政治寒流”，使其远大的理想最终成为“政治幻影”。
几十年宦海沉浮，下野经历颇为丰富的蒋老先生又一次玩起了“以退为进”的政治游戏。我们且看他在下野期间所做的种种安排。
1月11日，蒋介石给远在台湾的陈诚下达了一份手令。在这份手令里，蒋介石列举了六条重点，期勉刚刚接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
一、多方利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之人士，参加政府工作。
二、特别培植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
三、收揽人心，安定地方。
四、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躁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必多订计划，总以脚踏实地，实心实力实地做事，而不发议论。
五、每日特别注意各种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检点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与个人主观。
六、勤求己过，用人自辅，此为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致今日失败之大过，望共勉之。
1月15日，蒋介石在下野前一周，又发给陈诚一封急电：“……所陈第二条，中央军政机关之迁徙，应妥拟整个计划一节，已抄文国防部徐部长（永昌）、顾总长（祝同），召集所属单位，切实研拟办法，具报候核。”这封急电说明，蒋介石和陈诚就国民党当局后撤台湾的行动计划，已进行了多次商榷。
1月18日蒋介石日记：“……又见孙立人商谈新生兵力之计划……”
此时离他下野只有三天，淮海战役已近尾声，杜聿明的部队被歼，他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孙立人训练的台湾新军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