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这个古老国家近代历史上的过渡。这是一个新旧交替、异彩纷呈、风云诡谲、人才辈出的社会。曾被我们的伟人赞誉为中国近代轻工业之祖的张謇（1853-1926年）就是生长、活动、建功、立业于这个社会环境之中，经受了一次次磨难、种种困扰，也抓住过一些机遇，终于成为他所从事的事业的英雄。
科举道路是封建知识分子求出路的“正途”，如果不入封建统治者的“彀中”，则难以出人头地，张謇先前也必不可免地要去钻这个时代的圈套。张謇家世寒素，祖辈又无显赫的功名，为了避免遭受歧视，曾冒称如皋张氏后人去应试。这在科举制度中称为“冒籍”，本是一种民不举官不究的“违制”行为，但却遭到刁吏恶棍的不时敲诈勒索，使家庭生活不得安宁。这种痛苦折磨了他五年，才得到地方上正直士绅的帮助，获得“改籍归宗”的结局，摆脱掉无奈的困境。但当他继续奋进时，却又遭到了屡困场屋的磨难。
科场不利，就仕途难遂。他只好走士人不太情愿走的另一条道路，去为人作幕。他进入庆军统领吴长庆的幕府，由一般幕僚成为参与机要的决策成员，得到了一次良好的机遇。他还在吴幕中结识了同乡名士朱铭盘，彼此相得甚欢，但他没有料到人际关系的新磨难已在等待着他。一位与吴长庆有世谊的纨绔子弟袁世凯来到吴幕。开始，袁世凯饮佩张謇的学识声望，以师礼事之。但是，随着袁世凯地位的日增，对张謇的礼貌就日减，甚至称呼也由老师、先生、某翁、仁兄依次降格变换，使素以礼教自律的张謇非常气愤。他看不惯直至难以容忍袁世凯那种趾高气扬的虚骄作态，愤而公开宣布与袁绝交，并辞职还乡。这是他遇到的一次人际关系的磨难。
时间很快地前移，张謇经过长达二十五年的科场蹭蹬后，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国难当头的甲午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科场中会爆出如此震惊士林的冷门：屡试不第的他竟然中了状元！这是士人追逐的顶峰，是平头百姓望若天人的地位。张謇面对这一突然奇来的荣耀是缺乏心理准备的，心理上的超重使他不敢相信这是现实；但这确是现实。他按捺住这颗久已枯寂而在超常跳动的心，提起笔写出一段文字来抒发自己惶惶而激动难已的心情：“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
状元照例授翰林院修撰，这是玉堂清要之职，容易按近极峰，是平步青云的捷径。不料他又因父亲病故，遵制丁忧回籍守孝。这是家事给他的一次磨难。虽然一时中断了仕途的腾达，却给他带来了从事新式实业的良好机遇。张謇丁忧家居正值甲午战后。那时，外国资本加速输入，中国社会开始觉醒，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似乎是社会上在寻求着的救世良方。令传统观念惊诧莫名的是：作为耻于言利的儒家代表人物、状元张謇竟然去言利求利，创办了大生纱厂。这是张謇在洞察社会后抓住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经过五年的努力，大生纱厂的辐射力终于促进了它周围经济文化的进步，使通海地区逐渐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张謇办实业是想在封建地基上奠定一块民族资本主义的基石。他在改变客观事物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由一个封建士大夫转向一位实业家。实践活动在推动他的思想更深层的转变。他自然地接近谭嗣同等变法人物，并在变法思想的影响下，正式提出《农工商标本急策》和《代拟请留各省股款振兴农工商务折》等建议。这位实业家的呼声虽不够激烈，但却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这是当时沉闷空气中的一丝新鲜气息，尤其是其中涉及的兴办新式学堂、培养技术人才的要求，更标志着这个脱胎于旧时代的新人物已经理解到教育——技术——发展实业间的必然联系。戊戌变法的失败无异给他以当头棒喝，虽然他托庇于“东南互保”而幸免于难；但好友谭嗣同的殉难不能不使他内心阵阵的隐痛。
张謇为了完成亡友的志愿，不惜降低调子，于1901年在江南督抚、士绅的支持下，写出了中国资产阶级20世纪初要求改革的方案——《变法平议》。他以折中的方式提出了建立议会政治，改革财政、教育等以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但主持朝政的慈禧太后对改革变法等字眼早已谈虎色变，即使再温和也不会接受，而地方实力派如刘坤一之流也是有条件的支持。张謇遭受到封建体制的抑制、痛苦和失望，促使他产生了朦胧的君主立宪思想，希冀以此来改变封建专制体制。1903年的日本考察之行，使他的君主立宪思想更为明确；但他终究是在中国这块具有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又经历过尘世间的浮沉。他认识到要想成事必须要有权贵支持的国情。这一认识把张謇拖到另一更为痛苦的磨难之中，使他的人生历程出现了一次封建士大夫最难以做到的“奇迹”：他竟然为了实现理想要去与二十年前深恶痛绝而现居高位的袁世凯正式复交——其内心所经受的折磨，那些曾经历过世事沧桑的人们是想象得到的。
寻求到支持使张謇像服了有痛苦含量的兴奋剂。他激动地去联合士绅，积极筹议有关国会和立宪的问题，提出召开国会的建议，推行地方自治，收回路权等，但都遭到了挫折与拒绝。不久，他所依靠的袁世凯也被罢黜。似乎相同的失意命运又更紧地把这两个人联结起来了。张謇真情实意地把对清廷的“希望”转托到城府莫测的袁世凯身上，竟一时充当了为袁所用的悲剧角色。
辛亥革命以后，按张謇的身份与经历无疑是会排在前朝遗老之列的。他面临着新的抉择。他没有为旧朝殉葬，也不愿做不食周粟的遗民。他做了适应共和的新人，积极投身于光复独立运动，发展实业与教育事业。他参加民国政权、政党活动，似乎朦胧地看到资产阶级发展前景的幻影。他没有像复辟派那样频频回顾失去的“天堂”，而是努力为新兴实业创造条件。在1913-1915年任农商总长期间，他制订了为发展民族农工商业的各种法令、条例和计划；采取了“合资”、“借款”、“代办”三种方式引进外资，对当时民族企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袁世凯却在日益抛弃共和，实行独裁，走向帝制自为。张謇按照不能为人谋而不忠的行为准则，希望作袁世凯的诤友，共同维护新的共和政权。但是，他再一次地失望了，于是在1915年11月辞去了所有职务，与袁世凯再次脱辐。这一次绝交使他比第一次更为痛苦，不仅是彻底的决裂，而且他自己还要承担为人讥评为反复无常的心理压力的折磨。他只好告别政治舞台，全身心地投入到兴办实业中。
张謇退归林下的1916年，欧战方酣，中国民族资本得到发展的空隙，给张謇发展实业走向顶峰以极好的机遇。可惜从1920年的直皖战争开始，连年的军阀混战和外国资本的卷土重来，雪上加霜般地迫使张謇所办的实业债台高筑，跌落到低谷。似乎命运总在无情地戏弄着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但是，张謇不屈服于自己历经磨难的命运，转而投身于文化艺术和公益事业，结交了一批艺术家。这在当时是一种冒着非议的行为，因为一位封建社会的士绅名流大抵是不肯降低身份去结交为士大夫所耻与之为伍的“优伶”的。
1926年，张謇已年逾古稀，但并未就此止步。他饱经人为设置的种种磨难，依然壮心未已地继续从事兴办教育、视察江堤等活动，关心国计民生。这一年的八月，张謇怀着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忧患意识，离开了驻留七十三年的扰攘尘世。他背着时代给予他的种种磨难，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走完了“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的人生道路。胡适曾评价张謇是失败的英雄。这句话应该写作张謇在现实生活中虽经一时一事的失败，而在历史上终于成为他所从事的事业的永恒英雄。有些似乎显赫一时，或许得到几声廉价喝彩的欺世盗名者，只不过是舞台上幕间的插科小丑而已！当帷幕正式拉开的时候，他们便昙花一现似地被历史的激流冲刷得了无踪影，而只有历经磨砺、冲击的砥柱，才能屹立于中流。“能受天磨真英雄”这句名言，永远激励着中国知识分子奋进、拼搏，挺立起民族和国家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