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先生：
南京下雪的时候，我和贝乙正往鼓楼走。我们住的地方距离鼓楼大概有十里路，我们先乘三十二路车到了珠江路，本来是要在珠江路转乘十六路车到鼓楼的。但是在珠江路下了车之后贝乙不肯再乘车了。他朝我摇晃着尾巴，身体微微向后赖着，意思是让我陪他走一会儿。贝乙喜欢大街，尤其喜欢商店林立的行人摩肩接踵的热闹路段，每次一走到这里他便很兴奋。从珠江路到鼓楼只有二站路，我看时间还来得及便接受了他的建议。贝乙对我的决定很高兴，朝我汪汪叫了二声后撒腿向前跑去。他笃笃笃地跑在前面，四条腿像四根富有规律的机械爪一样错落有致地动弹着，或者像滑动在键盘上的四根手指起劲地弹奏着大街。这是十二月的一个阴天，气压很低，大街上的人们裹着厚厚的冬装，像端午节的肉棕子一样被一只隐秘的手拨弄着，在大街上四处乱走，肥肥的。快走到鼓楼上坡的路段时，空中突然落下了一瓣雪花，它轻飘飘得像一片碎棉絮似的在空中旋转并缓缓地下降，最后突兀地落在了我的地上，化成了一点水迹。贝乙捕捉到这一信息。他停下身歪着脑袋朝天空打量了片刻，在这一时刻雪花犹如成群的蝴蝶出现在半空中，漫天飞舞。贝乙朝着它们狂吠了两声，然后便开心地玩起来，他上窜下跳地在原地打转儿，似乎打算咬住一二朵雪花……亲爱的总统先生，南京又下雪了。听说南京和巴黎的纬度比较接近，我猜此刻的巴黎一定也在下雪吧。天气冷了，以中国农历的算法现在已经进“九”。“九”是一种节气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字概念。民间有一句谚语，叫什么头九二九难伸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中间辣（或者腊月）冻死河中鸭，六九不熄火，七九冻死狗，八九不娶亲，九九艳阳天。进九之后便到了一年中最冷的节气。你要多保重！
我叫于天，生于中国南京，身高一米七，今年34.9岁，再过七天就是我35岁的生日了。不过按中国人的算法到那时我应该是36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是1965年1月出生的，本来按规矩我是应该属蛇的——所有1965年出生的人都应该属蛇，但是因为我的出生日期是在那一年的春节之前，所以属龙。您知道中国有属相一说吗？中国一共有十二种属相，分别是鼠、牛、兔、虎、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十二种动物，相信这十二种动物中您起码认识十一种，唯一不认识的就是龙了。不过这不是您的错，您不必害臊，别说是你，自称是龙的传人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是没有见过龙的，充其量他们只见到过龙的影子，还是在他们的想象之中。除了属龙，按西方星相学的说法我的星座还是摩蝎座（Capricorn），综合星相和属相分析，我幸运地得知自己是一个谨慎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早年运势低微，但是中年之后运势开阔高行，有望成就一番大业；命书上还说我五十岁之后有望成为一国之首，就是总统、主席、元首、国王等等，还旁征博引地列举在我这个星座和属相上曾经出现过的毛泽东、尼克松、邓小平等一大批的优秀政治家来证明我今后的命运，除了以上这些政治家之外我的属相和星座中还出现过一大批卓越的艺术家、科学家甚至是星相学家和烈士，譬如圣女贞德、富兰克林、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猫王”艾尔维斯·普利斯莱等等。以上的名人照亮了我的属相和星（座）。可能是以上这些人物都过于出色了，使得我直到今天也拿不定主意该往哪个方向去。就我的本意而言，我不大想做总统，中国有十二亿人口，假如我一不留神上台做了总统，我并不能保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饭吃，而中国素来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相对于总统来说老百姓都是一些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旦哪天你把他们给饿着了，他们可不管三七二十一逮着一个机会就能把你赶下台，所以我不想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可如果不干总统我也实在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才能发挥特长，做摇滚吗？摇滚乐在中国已经十分商业化了，它在中国的现实与我对音乐的理解差距太大且无法弥合；干占星这一行看来也不大妥当，中国前一阵刚取缔了“法轮功”，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都被定性为迷信或者迷信活动而遭到了政府禁止，尽管没人肯定地说占星术就是迷信，但是在这样一个节气里咱们还是别招惹是非为好，你说呢？
说真的我觉得你这人挺不错的，起码比我牛逼。前一阵我在中央一套的《新闻联播》节目中看见过你，你当时在跟另一个国家领导人聊天，就听你连说带比划地叽哩咕噜地一阵乱侃，那一溜的法语跟音乐似的。我这可不是讽刺你，也不是因为你是总统才这么奉承你，我说过我对他妈的总统不总统的并不十分看重，我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因为你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而我现在所做的包括所说的一切都是因为法语。你真不知道法语对于我有多么重要，打一个粗俗的比方，那就是花姑娘之“皇军”。你知道皇军是什么东西吗？我告诉你皇军并不是东西，它本来就不是东西，它是日本鬼子，是小日本，是倭寇，是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现在请你跟我高呼三遍，我数一二三。一，二，三，开始。一遍，二遍，三遍。行了，行了。喊三遍意思一下就行了，喊多了怪欺负人家小日本的。要知道你三遍口号一喊可就和六百万南京人民成了朋友了。原因我不说你大概也知道，在日本侵略中国那会儿，小日本在南京一共杀了三十万南京人，三十万条生命啊，如果一个挨一个地排队站好，恐怕要从南京一直能排到巴黎，可在那会儿却愣被一伙小日本给屠了。他们这一死倒是撒手倒地完事拉倒了，却给后辈们种下了坏名声。有时我遇到外地的一些编辑和作家，尤其是北方来的小说家和编辑，茶余饭后总是把这事当作调料，他们总是居心叵测地问，南京人怎么那么实在呀？活生生的三十万个大活人面对敌人枪口和刺刀一个屁都不放就给小日本杀了，这要是换在我们那儿……每遇到这时我都有点脸红，嘴里却辩解说，你们知道什么呀，小日本侵略中国时，打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守军就屁滚尿流地逃命，小日本几乎兵不血刃地就拿下了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列队进城时或许还有不少的当地市民举着膏药旗齐声欢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那些欢呼的人群中没准就有你们的爹爹和妈妈，而日本人一见你们这么驯服当然不杀你们了，一高兴说不定还赏你们二块大洋什么的，可是当他们占领南京时却遭到了我军和我市人民的顽强抵抗。南京的守军在南京的市民的协助下顽强地坚守了三天三夜，一直战斗到弹尽粮绝，最后连大姑娘解手用的马桶都成了中国人的武器，凭着一桶一桶的屎和尿至少又打退日本人的三次冲锋，并使敌人伤亡惨重臭不可闻，那股熏天的臭味直到今天他们也洗刷不掉。最后就把小日本打急眼了——他们自打进了中国还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呢，于是进城之后不分青红皂白地逮着活人就杀，这么才杀了三十万。所以南京人被杀了三十万这一历史并不是南京人的耻辱，而是南京的骄傲！也自然是我的骄傲。话说到这里我突然有一个念头，我觉得冲南京人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你应该授予南京人民一枚骑士勋章。听说法国政府曾经授予好几个中国人“荣誉骑士”勋章，我知道的就有老作家巴金，翻译家许均等等，但是我觉得从现在起你应该考虑给南京人民一枚勋章了，作为对南京人民不畏强权的某种奖励。你瞧我又把话扯远了，我们怎么聊到小日本了，对，是从法语蔓延开来的，我们还是接着聊法语吧。应该说在中国，像我这么一种年龄的人其实是和法语最为无关的一代人，不象那些老一辈革命家都有过一段留学法国的岁月，譬如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等，他们为了寻求革命的真理而不远万里去了法国，因此法语对于他们既是必然也是自然更是必需的，可是我呢，法语对于至今仍然生活在中国的像我这么一个整天吊而啷当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倒是对法语产生过一丝想法，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外语课的缘故。不过在此之前我得先说说另外一件事情。我得先跟你说说我的家。
我必须向你检讨，后来发生的一切都缘于那次突兀的性爱。那是我十九岁时与命运之间一场短暂的遭遇。十九岁——一个让数字也显得年轻的时间——我想你大概也有过这个年龄的吧。当然现在我已经快三十九岁了，再贪恋这个数字便显得不够诚实。我十九岁的时候还是南京的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混蛋，我有几个同属此类的朋友，我们经常聚在街头巷尾打架滋事，不打架时便赖在街头以调戏女青年为乐。这类的调戏大多停留在嘴上，没有人敢于将调戏付诸于具体的行为。十九岁时我们都还很稚嫩，内心中对于异性总怀有一份亲切的恐惧，我们渴望她们怀中的温暖，却由于无知而只能以这种方式向她们致意。对于我们这一深沉的暗示异性们是不知道的，她们总是视我们为洪水猛兽，平时她们在大街上款款而行左顾右盼流光溢彩，可只要一见到我们便仓惶而逃，生怕我们会吃了她们。其实就算她们愿意给我们吃，我们也不知该从哪里下嘴的，因为我们无知。那时我们最爱唱得一首歌就是《害虫之歌》，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我们唱着歌谣满大街追逐着那些仓惶奔逃的异姓，内心充斥了浅薄的快乐与满足，我们似乎在为自己能糟蹋庄稼而暗自欣喜。就在这么一种状态下我迎来了自己的十九岁。这一年阳历和阴历恰巧重逢了，时间绕着地球跑了一圈后重新回到了我出生时的那一天（阳历和阴历每隔十九年有一次重叠），这是时间送给它的孩子的一份礼物，过了今天每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就是大人了。那天晚上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在一家饭店里吃了一顿饭，让他们分享了我的成长，饭后他们集体送了一份礼物给我，一份很特殊的礼物——一个暗娼。这是他们将每个人身上钱凑起来后为我买下的，时间是酒足饭饱后半夜十二点多，地点是那个暗娼的居住地。朋友们嘻嘻哈哈地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成人了！意思不言而喻。这个暗娼住在夫子庙附近的一幢木制结构的二层楼房上。房子很旧了，我们上楼时脚下的楼梯吱吱叫唤个不停，每当响声一起她就停脚向我示意轻一点再轻一点。我们像两个贼一样蹑手蹑足地溜进了她的房间。房间陈设很简单，只有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那天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个陌生异性睡在了一张床上。那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性，不漂亮，但的确是一个女的，这一点从她有异与男性的身体构造以及从她身体中散发出的一种特殊的气味上能分辨出来。和她睡在一起的我很慌张，身下的小床也不结实，我稍稍一动弹它就楼梯一般地吱嘎吱嘎地一阵摇晃，那个女的还不停地催促，快点快点，磨磨蹭蹭地干什么呀？你倒是快一点呀！她显得迫不及待似乎想尽快完事好让我走人，但是却不给我任何的帮助和暗示，而少年的自尊使我难以启齿向她求助——我不想让她感觉出自己是一个对性事一无所知的白痴，她越催我便越慌张，盲目而无章法地忙碌着自己的身体并希望在她的身体中为自己的身体找一个恰当的位置，但是收效甚微，反而将自己的身体发动到了极致，最后还没进入便泄了，精液挟着一种剧烈的快感从我身体里喷礴而出，鼻涕一般打得她满身都是。在此之前她始终都木然地躺着，像一具木偶，只是在我抑制不住地泄了之时她才稍稍有了反应，身体一阵抽搐，两手突然将我紧紧抱住了，嘴里呻吟声连绵不绝。等激情过去周围再次恢复到沉寂之中，那一种短暂的迷乱才渐渐清醒，搂着我的两只手一点点地松开，我一骨碌爬起来，站在一边愧疚地看着她——我为自己弄赃了她的身体而倍感内疚。她还静静地躺在床上，冷冷地看着我，一动未动。液体顺着她身体的自然形成的弧度缓缓地下滑，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在痒，她却无动于衷，好象被液体涂得一榻糊涂的身体不是她的。沉默了一会儿她从身边的小包里拿出一点纸来擦拭，擦拭了两下纸就用完了，而身体上液体还有很多，她抬起脸问了我一句，有卫生纸吗？我当然没有，我甚至连自己是在那里都不清楚了，可是我仍然觉得自己挺不好的，因为我把自己的精液涂得她满身都是。见我没有回答那个女的皱了皱眉头，有点不高兴，我愈发地愧疚起来，顺手拿起自己的T恤衫——这是上个星期家里刚给我买的生日礼物——走上前去给她擦了起来。她两只手反绕在一起垫在头下，身体平躺着任我擦拭。她的皮肤很松弛，我小心翼翼地擦拭着，生怕稍一用力会擦破她的皮肤。中途她突然问了一句，衣服弄赃了你穿什么？我说我家里还有，没事的！她不吱声了，片刻之后又突然问了一句，你是第一次吧？我手一抖，人呼地一下站直了，我站在当场，像一个被人当众抓获的贼一样脸面全无，脸上火辣辣地发烧，血液里有一股冲动在奔突，逼着我想贴着她的耳朵尖叫一声然后掉头跑开，可最后令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我居然哭了，只觉鼻子一酸眼泪便落下来，我感到委屈。我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么孬种的。见我哭了她腾地坐了起来，吃惊地问你怎么了？怎么了？我不能自制哇哇嚎哭起来，她似乎是因为害怕被邻居听见或许是因为其他目的，一把将我搂在怀中，搂得那么紧，像搂着她众多儿子中的一个。她把我的脸紧紧按在胸前，意欲压制住我的哭泣和嚎啕。嘴里不住地哄着，没事的没事的！我也不知道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我弄脏了她的身体还是指一次失败的性事。我们就这样相互搂着，身体挤着身体，皮肤贴着皮肤，喘息和呼吸相互缠绕。在她不住地安抚下的我渐渐止住了伤心，因为我的身体重新异常起来。她感觉到了这一点，神情古怪地打量了我一眼，诡谲地笑了一笑，拥着我躺下了。这一次她不再矜持，主动地引导并迎合着我的身体，我也不再匆忙，毕竟今夜我并不需要赶路了。我将她的两腿分开，伸出舌尖轻轻舔了舔她的私处，每舔一下她的身体便禁不住打个寒颤，并从鼻腔里怪异地哼上一哼，就这么一点一点地将她的身体发动了极致，最后她终于忍不住了，一把抱住我翻滚在了一起。我顺着她的引导一点一点地循序渐进，当我进入她的身体一刹那，她忍不住长长地呻吟了一声，身体一阵动弹之后便把我紧紧地夹在了快乐之中。这是我从没体验过的一种快乐，一种温润的快感弥漫灵魂，我在她的身体里肆无忌惮地奔突着、撞击着，每一下都能撞出她的一声呻吟，这一呻吟又刺激着我更加卖力。我觉得一场肉体的搏杀之后自己会死在这一堆臭肉上的，不是筋疲力尽虚脱而死就是被快乐灌死。我们在快乐的表面荡漾了一会儿，接着便双双达到了快乐的极致，这一份强烈地快乐是由她首先发动的，当时我还在身下的一堆烂肉上思考着死亡的问题，思想稍稍有点走神，就在这时候，身下的那一具身体突然微微颤动起来，两支已经搭拉在一旁的手掌突然啪哒一声重新扣在了我光光的脊背上，锋利的指甲深深地扎进皮肤。我正是被这一份疼痛发动起来的，像一匹遭受了意外惊吓或被一根意外马刺袭击了的快马奋蹄疾进，只三五个回合便已经到达了快乐的巅峰。那一刻我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我想沿着那条通道钻进去，无论它通向哪里我都愿意循着那份快乐前进。身下的那一堆烂肉还在拼命地扭动，挑逗并诱惑着我的身体，我憋着一口气一头扎了进去，一下、二下我的身体一点一点地向深处挺进，先是脑袋，接着是整个上半身，中途因为两支张开的胳膊而被卡住了，我并拢了双臂之后才得以继续进入，越往前行通道便愈发地湿润光滑，最后呼拉一下整个身体全陷入其中。在身体完全进入之后我才呼地喘了一口长气，像完成了一次非凡的出生或死亡。
对于以上的一段文字我不是很有把握，我也不知道大家是否看懂了其中的意思。我描述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我在与那个暗娼作爱过程中因为过份的投入致使自己整个人都陷入了她的阴道之中，最后只听见咕嘟一声响我便被它完全吞没了。就是说十九岁的那一天我从自己的生活位置上消失了，不见了，面前只有一条不知通向何处的通道（阴道），通道的四壁光滑湿润，我用手扶着内壁趟水而行，眼前黑咕隆冬的伸手不见五指。路政部门居然也没想到要在这条重要的人生之路上安装一盏路灯……？
接近黎明时分我终于走到了出口。出口处是在头顶的上方，一面阴井盖严严地扣着，我双手并举一点点地将阴井盖挪开将头伸了出去，出口居然是在大街的中央，就在我的脑袋伸出去的一刹那，一辆汽车呼啸而过，差一点压到我的脑袋，我唿地缩回脑袋，等汽车过去后才小心翼翼地钻出洞口。现在已经到了大街上——从一个暗娼的阴道到清晨的大街，我无力估算自己究竟走了多少里路。初冬的清晨寒意厚重，大街上冷冷清清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辆汽车在奔跑，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还坚持着自己的那一份光芒，就在这时我意外地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婴儿，一个赤身裸体的婴儿，就此丧失了十九年的时间里积攒起来的言语、行动、性交等诸多能力。我躺在大街上哇哇大哭，不为别的，仅仅是为自己失去的十九年的时间伤心。谁能想到呢，一次突兀的性爱居然消耗掉了一个人的十九年的时间！
我在大街上躺了很久，往来过去的汽车司机对我视而不见，他们经过我的身边时并不减缓车速，轻轻一打方向盘便绕过去了，只有一辆灰色的小轿车在我的面前停下来了一小会儿。开车的司机是一个女的，三十多岁的样子。她站在我的身边环顾四周，还大声喊了二句，是谁的？这是谁的孩子？她的呼喊引没能激起回答，空旷的大街因为她的呼喊愈发地空旷了，她最后不无怜惜地看了我一眼，转身上车走了，而我还以为她会把我也带走的呢，我当时已经准备好了，只有她肯抱我一下我就喊她妈妈。但是她还是抛下我走了，我只得继续自己的哭泣，呜昂呜昂地嚎啕着，也不知过了多久，人行道上的一个模样丑陋穿着破烂的中年人发现了我。他跳下人行道翻过隔离栏，三步二步便跑到了我的身边。他并没有立即抱起我，而是搓着双手咿呀呀地叫着什么，我立刻意识到了此人是一个哑巴。真是不幸，我最后居然是被一个哑巴看中了。他弯腰抱起我回家了。
我家住在南京鼓楼附近有一条名叫黄泥岗的小街上。这条街很奇怪，街上的居民都是一些独特的人，其中有二个瘸子、一个聋子，一个瞎子、三个罗锅、五个诗人、七个神汉、四个大舌头、八个神经病、六个白痴、一个哑巴、一个大胖子以及一个大高个和九个小矮人等等，品种繁多层出不穷。层出不穷的原因是此地居民的遗传基因特别活跃，聋子生的孩子总是聋子，罗锅的孩子必定是罗锅，假如一对夫妻中有一个是聋子另一个是罗锅的话，那么他们生出来的孩子不是聋子就是罗锅，除此之外不可能生出其它别的什么品种，数十年来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变化。
我爸爸姓于，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哑巴，人们都叫他于哑巴。我是在于哑巴四十岁的时候出现的，那些日子于哑巴喜气洋洋的，逢人便呃呃傻笑，乐得嘴都合不拢了。让他高兴的是我一出现便会哇哇大哭，这种哭声对于一个哑巴预示着一份健康的语言功能，这简直就是一种奇迹，他怎么能不为此欢欣鼓舞！我一天天地成长着。可能是缺乏母爱的缘故，抑或是缺乏语言的浇灌，我的婴儿期相当短暂，三岁多一点就开始懂事了，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哑巴这一残酷现实，这一点让我极不舒服，有一阵我甚至天真地认为凝聚在于哑巴脸上的那一份沉默是伪装出来的，就象有时于哑巴会藏在门后面故意逗我玩一样是在和大家开玩笑。那一阵我经常在梦中发现自己于哑巴在悄悄说话，在偷言窃语地自说自话，可是等我一惊醒过来他又收缩言语恢复了哑态。对于我而言，我的不幸并不在于有一个哑巴父亲，而在于作为一个哑巴的儿子，我却没能成为另一个哑巴，这在黄泥岗居民眼里是不可饶恕的。我会说话且伶牙利齿的厉害，由此而特别喜欢跟任何一个长着耳朵的孩子在一起玩耍，但是因为没能成为一个小哑巴，致使我常常成为那些或聋或瘸的其他孩子的嘲笑和作弄的对象，被嘲笑捉弄久了，我便成了一个没有自尊和羞耻感的人，这种状况后来逐渐泛滥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有时仅仅为了贪吃某个孩子手中的一点零食，我也可以无耻地就地打滚学狗扮驴地瞎折腾，或者像一只公鸡一样咯咯——咯地脸红脖子粗叫上半天，打鸣，出尽了洋相。于哑巴对我的种种丑行深恶痛绝。在对待我的态度上他是存有私心杂念的，尽管表面上他似乎也为我没能成为一个哑巴而感到可惜，但是内心中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高兴着呢！他觉得我从一开始就与这条街上所有的孩子不一样，我今后因此而应该拥有一份与众不同的的生活，上大学、当干部、娶一个漂亮老婆，出于对以上的种种美好生活的憧憬，他便尤其不能容忍我面对生活时所迸发出来的种种丑恶行径。有一次为了贪吃一个孩子手中的蛋糕，我正在地上起劲爬着并汪汪汪地学着狗叫时，被他迎面撞上了。那天他气得浑身颤抖，拎着我的耳朵把他一路提到家，摁在床上狠揍了一顿，揍完了之后却带我去了“三星”糕团店。那天他一狠心给我买了七八种蛋糕，有奶油的，有巧克力的。在我狼吞虎咽地吃着蛋糕时，他便在一边打着手势给我上课。他教育我说做人要有骨气，作为一个男人更要有宁折不曲的品质，意思让我努力争取做一棵松树。当时在那么多份蛋糕面前我觉得这话还是挺动听的，吃饱了之后也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从今后要洗心革面，要视蛋糕如狗屎，做一个青松好男儿，可是等二天之后当一个孩子攥着一只吱吱叫唤着的知了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便浑然忘记了自己面对着蛋糕许下的有关松树的誓言。当时那个孩子对我说，你只要在地上爬半圈，学一声狗叫，我就把知了借给你玩一天。我想都没想，立刻伏身着地，一边爬一边汪汪叫了二声。这事不知怎么又被于哑巴知道了，当天晚上他面对着我痛哭流涕。他两手交叉不停地变化着式样说，一个男人要守信用，要对自己说过的话存有信仰云云，说的我羞愧不已。晚上等我上床睡下后他拿着一支手电筒出门去了，一夜未归。第二天一早我被一种奇怪的叫声惊醒，一睁眼被吓了一跳，房间里有那么多的知了，墙壁上、天花板上、门上、窗户上以及床上和枕头旁到处都黑胖胖的知了，有的在吱吱地叫唤，有的在房间里上下纷飞；于哑巴满脸倦意但是精神矍铄，兴奋地告诉我这些知了全是送给我的……
那时的于哑巴就象一个魔术师，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必要时可以为我变出诸如蛋糕、知了、玻璃球、滑板、漂亮的文具盒和笔记本等一切及时的玩具、零食及学习用品。在于哑巴那无边的法力庇护下，我在生活中逐渐变得勇敢起来了，别的孩子手里的玩具和零食再难以对我构成威胁。于哑巴对此心满意足，骄傲的跟一只公鸡似的，平时走路都有了些许雄纠纠气昂昂的意味，仿佛在向所有的街坊邻居示威。只是没有料到为了维持自己在生活中的这份尊严，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一种代价，更没料到为了偿还这份代价，日后的我们将遭受到生活怎样地惩罚。
这一份志得意满的生活终于在我进入初中之后被英语拦腰斩断了。
我们是在初一的时候开设了外语课的，是英语，当时全中国的孩子都被强制性地学习英语，除了英语我们没有其它任何一门别的外语，好象整个世界除了中国之外其它全是英国的一样。当时教我们英语的是一个刚从淮阴师范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年轻气盛，满脸都是冲动的小疙瘩。那时候我的英语成绩是全班最差的，每次测验或者考试我都是倒数第一，常气得英语老师牙疼。因为平时他只要一提到我就要用手捂住右边的腮帮未说话先得哼哼两声，你说这是不是牙疼？但凡老师都有一个毛病，他们都不喜欢成绩差的学生，平时他们都准备下了至少两套面目面对自己的学生，一套是亲切和蔼面带微笑型的，这是为那些机灵乖巧成绩优秀的学生准备的，另一套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是专门留给象我这样的学生看的，而与他的这张破脸相比我更不喜欢他的英语。我们俩从一开始就相互不对劲，有一次在英语课上我和他打起来了，原因是上英语课时我偷看小说而他不许我看可我偏要看，我们当场争执起来，他一怒之下用手指戳了一下我的脑门，不解气又戳了一下，然后又是一下，一共三下，一下比一下狠，最后一下更是力道十足，仿佛使出了云南段王爷的一阳指，戳得我脑门生疼生疼的；我就急了，跳起来甩手抽了他一记耳光。我至今也说不清楚那一巴掌究竟是不是属于我的，我怎么敢扇老师？没有道理的呀！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那只是右手的自主行为，与我意志无关，用马拉多纳的话说那是“上帝的手”。就从这一记耳光开始我的英语课被停了，后来每到上英语课时我只能在教室外面呆着，只能从窗户里看着老师用英语浇灌着教室里面座位上的与我一般高矮的英语幼苗，看着他在英语的田埂上走来走去高声领着幼苗读着课文。我们的教室一共有四扇窗户，前后各两扇，我一般呆在教室靠后的那一扇窗户下，我面前的那块窗玻璃上有一凹点，每当英语老师走到孙佑均的身边时他就会遭遇到玻璃上的这一凹点，这时候他的整个人就会悄悄地变形，变成一头身长腿短脑袋尖细的怪物，我就会不失时机地在窗户外面大笑起来，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妄图以这种怪笑引起英语的注意并诱使走出来询问缘由。但是英语并不上当，他一丝不苟地念课文或者分析句型，中途并不因为我的大笑而产生停顿，数次一折腾我就没劲了，只能利用一面有质量问题的玻璃观照英语并自我娱乐。我觉得这面玻璃是一面照妖镜，利用这面镜子你能照出英语另一番模样，或许也是它最为真实的模样。我仇恨英语了。那一段时间天上阴霾深重，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出过一次太阳，季节正渐入深秋，秋风瑟瑟落叶翻滚，整个校园里流动着一股凄惨悲切的情绪，让教室外面的我有一种被集体冷落之后的通体透凉的悲哀和绝望，而一节课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对于我则犹如人生一般漫长；如果十分钟后下课铃声还没有响起，我就会迅速地衰老的，老成我爹的模样，脊背微驼满脸皱纹，早晨四点钟就会被内心的忧愁压醒……
半个月之后这件事被于哑巴知道了。一天傍晚临近放学时分，他领着我找到英语老师，向英语陪了许多的好话，意思让英语看在他的面子上能允许我回教室继续上课。那天谈话是在办公室进行的，英语老师先是一声不吭地伏在桌子上批改着作业，我爸爸便站在一旁给他陪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爸爸只能通过不断变化的手式来完成自己的语言，而英语老师没学过这一门“外语”，我爸爸更没学过英语，为沟通的需要，只得由我承担起了翻译的任务，这便要求我更多的时候必须以我爸爸和老师的双重身份和口吻朝另一方说话。譬如我顺着爸爸的一段手势说，老师啊，于天这孩子不懂事，您多包涵！这时我的身份就是我爸爸，我打心眼儿里感觉自己此刻就是在为一个不争气的儿子来向老师道歉的，但是“我爸爸”的那个儿子，也就是那个违反课堂纪律的那个混帐透顶的“儿子”却在我说话的瞬间遁形而逝了，此时办公室里少了一个学生（儿子）却多出了一个老师（父亲）。对于我这种角色的转换英语老师一开始怎么也抹不过弯来，在我说话的中途，疑惑地连连抬头看我。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每等我刚说完了一通自我谴责的话后他便厉声朝我喝问，你看看吧，看看你自己对得起谁？究竟对得起谁？照理说这时我应该适时恢复自我，连连向他道歉才对，但是不行，我必须按照程序再将这一段话一丝不苟地用手势翻译给我爸爸，因此我的身份这时一变而成了老师，就是英语，我爸爸“听”了这话出于礼貌也连连附和，鼻子不是鼻子地斥责我一番道，是啊，你说你究竟对得起谁？直到这时我才可以重新恢复到原先的身份，“怯”如其份地向他们检讨，老师（爸爸）我错了，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英语在对我的说话无辜应答了数次之后终于醒悟过来，作为一个老师的尊严使他不能允许一个学生，尤其是一个被他视为十恶不赦的学生以一种平等的身份来和自己对话的，于是对“我爸爸”——也就是我后来的说话再不肯搭理了，专心致志一门心思地埋头批改起作业来；有那么一小会儿他似乎为某一个问题缠住了，歪着脑袋思考了好一会儿后才又提笔在作业本划起来，始终对“爸爸”的说话充耳不闻，好象“我爸爸”是专门来给他表演“吃鸡”的①（《吃鸡》为一出哑剧小品，表演者为王景愚。整剧表现的是一个人食用一只未煮熟的鸡的艰难过程。）。另一个我爸爸有点受不了这种气氛，渐渐地有点烦躁起来，两只手无端地颤动着，急欲从手腕上飞走一般；时间在这时乘机一通紧追慢赶，转眼到了放学时分，校园里一阵突兀的铃声响起，英语适时地停住了手中的笔，他收拾起作业本，站起身掸了掸身上的粉笔灰看都没看于哑巴转脸就要往外走。我爸爸急了，一把拽住英语的衣服噗嗵一声就给他跪下了。这一招大出我和英语的意料，我的脑袋嗡地顿时大了一圈，一股血流哗地冲上面庞，就要喷出火来似的，眼前的老师、办公桌以及桌子上的墨水瓶、作业本、钢笔急促地旋转起来，越转越快越转越快。我的头晕了。抬起眼睛将视线转向窗外，窗外的树木、高楼和天空也在旋转着，我闭上眼睛，心目中的英语山一样地旋转着倒下了，像掉进了冰水里似的浑身剧烈地打着哆嗦，一颗心犹如嘀哒嘀哒的牙齿和牙齿般地忐忑上下乱了节奏。而我爸爸的这一跪终于也让英语老师撑不住劲了，赶紧弯腰将于哑巴往上扶，于哑巴自然不肯轻易地被英语扶起来，英语使劲往上扶，他就拚命地往地上赖，嘴里还叽叽呀呀地在说着话。我非常担心这么僵持下去我爸爸会恐怖地说出清晰的话语出来，幸亏英语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最后英语实在没辙了，一跺脚狠狠地说，好吧好吧，我答应你成了吧！我答应你成了吧！说这话的时候眼泪都出来了，也不知道是由于委屈还是愤怒。
我就这样重新在回到了英语的怀抱，但是我要说的是于哑巴从双膝着地的一刹那，英语已经在我的心中死了，死透了，再也不可能活转回来了。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恶狠狠地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要用绳子套在英语的脖子上，勒死他！从那天起直到今天我再没说过一句英语，一个字母也没说过。重新回到教室上第一节英语课时，我把英语课本当着所有同学和英语老师的面从窗户扔了出去。上课时我静静地坐着，没做任何对不起英语老师的小动作，也没有听他讲课。就这样坐了三十多分钟，接近下课时我突然激动起来，一个古怪的念头一头闯进我的意念之中，随即一个庞大的计划悄然成型。我决定要重新开始学习外语，但是却不是英语，我要利用一生的时间学遍世界上除了英语之外的所有的语言，甚至包括哑语在内，我要以这种方式和英语作战……在这个计划从意识里凸现的那一瞬间，我自己都被吓了一大跳，我怎么会如此疯狂？但是这个念头就象一剂鸦片，吸了一口之后就摆脱不掉了，我沉溺于最后的胜利与成功的巨大的幻象之中，人于是也变得疯疯颠颠的，满世界地寻找起英语之外的语言来。需要说明一点，在这个伟大的计划中葡萄牙语是排在第一位的，其次是德语，再其次是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法语自然也包括在内。现在再回过头仔细想想那时候自己真是太不知天高地厚的，当别的孩子都在学习做英国儿童时，我却因为无端遭受的一点委屈而自绝于英语之途，一个人傻逼似的满世界地寻找着葡萄的语言，我究竟想干什么？难道真的是想学会和葡萄交谈？难道真的以为靠这些语言能杀死英语？可惜当时我不会想到这些，一根筋绷直了满世界地寻觅着，但是还没有找到我的语言我就被退学了……
那天在办公室里一位老人面对着英语的重重一跪让我得以重新回到英语之中，但是却没能从根本上化解我与英语之间的怨恨，反而以一份极度的屈辱加深并强化了这一份仇恨。所以尽管后来我回来了，但是心却已经飞去了葡萄牙，而英语老师之所以同意我回来，也完全是被那一跪压得喘不过气之后的一种无奈选择：权当是在56个学生中插进一根木头吧！这一点从他后来对我的态度上表现得一览无遗，在近一年的学习中，他从不叫我起来朗读课文，也不抽查我的作业，平时我要有作业交上去他就帮我改一下，没有也不催我；上课更是由我自便，想听课就来不想听课就走，甚至听了一半不想听了立刻可以起身离开或者伏案而眠，他并不会因此而使自己的讲课产生停顿，更不会为此而偷换或者改变讲课的内容，他就这样甜蜜地毒害着我，而那时的我如何能消受得起这番甜蜜的毒害？一个学期，仅仅一个学期我就被彻底地毁了，于是英语在我的生活中趁机腐烂，并一寸一寸地侵蚀到我学生生活的各个角落：数学、语文、化学、物理……等到期终考试时我的英语倒是及格了——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两门主课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却一落千丈，成绩排名从以前全年级的前二名一落而至全班最后一名，其中数学最惨，只得了十七分，可在英语霉变之前我还是数学课的课代表的呀……勉强又支撑了一个学期，情况愈发糟糕了，发展到后来只要一提到上课我就下身尿急上身颤抖，像一个即将被押上刑场的叛徒一样内心充满了招供的欲望，而每天的放学对于我则犹如一次成功的越狱，那一刻我身轻如燕心跳如歌血液泉水一般在皮肤下汩汩欢唱……变化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机出现的。
有一天早晨我起来晚了，起床后又拖拖拉拉地忙乎了半天，等吃了早饭后才去上课。走在半路上我突然想起今天第一二节是英语课，上星期英语就预告说今天要考语法，可是我连一点都不会，我犹豫起来，在想还要不要去上课，我口袋里还有十块钱，我可以先去电影院看一场早场电影，或者就在大街逛上一会儿，等到前二节课结束后再去学校。白头鸟在树梢间的鸣叫声不断地越过街边的高楼传到身边，锯木厂前面的大草坪上有一队士兵正在操练，眼前的这一切比那倒楣的语法更吸引我，但是我还是克服了这个念头，转身朝学校跑去。经过鼓楼邮局的时候我看见有一群人正围在挂着布告牌的铁栅栏前。这二年来所有的坏消息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譬如物品涨价、单位裁员、著名演员歌星偷税漏税等等，我没有停下来，心想不知又出什么事了？这时带着徒弟在那里看布告的铁匠瞧见了我，他朝我喊，小家伙，用不着这么急，你今天去多晚也不会迟到的！我没理他，我觉得他是在嘲笑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学校一看却傻了眼。往常在上课的时间里学校总是很安静的，偶尔某个班整齐划一朗诵课文的声音也只会加强这一份肃静内部的力量。可是今天却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校园已经变成一座工厂，我的那些同学和老师一个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数百名工人，他们年龄各异，从二三十岁到五六十岁不一而足。他们和我很熟，一看见我便说，小于你得小心啊！刚才厂长往你们车间去了，看样子是专门逮你的，你当心点！我回答，没事的，被捉住也不过扣我半个月奖金。正说着话，厂长从地下突然钻了出来，灰头土脸的样子把我吓了一跳，我急忙和他套近乎，厂长你原来埋伏在这里呀，实在出乎人的意料，很有创意！厂长一脸阴沉看着我唉——地叹了一口气说，我说你怎么就不能争口气呢！进厂这么久了，每次迟到总是要被我捉住！我说这能怨我吗！你那么大的能耐，一会儿从天而降一会儿又从地下突然钻出来的，要捉我还不是十个手指吃田螺——十拿九稳！厂长说你还有理了！瞧瞧和你一起进厂的人，人家现在不都转正了，只有你一个人还在拿学徒工的工资，你难道准备一辈子这么混下去？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他足足训了我半小时，最后还是厂办秘书跑来叫他去接一个电话，他这才匆匆忙忙走了，临走前还说了一句，中午下班你到办公室来一趟。
我就这样进了工厂。这一年我十六岁。我的生命从此驶出了学校，进入了一片全新的意象之中，没有作业、功课和英语，有的只是轰隆轰隆运转着的机器，挥汗如雨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以及嚯呀嗨儿的劳动号子，还有那钻天的塔吊、半空中翻飞着起伏落下的铁榔头、星光四溅的电焊枪、留着小胡子的师傅、大腹便便的厂长、油渍渍的工作服、操作平台上的红色按扭……工厂还是一处天然的娱乐场所，工人们在八小时中聊天、打赌、下棋、打牌、喝酒、开会、说荤话……罗小宾会变二手魔术，闲暇时经常会为其他人表演一些诸如手绢变花花变鸽子之类的小把戏，但是他的绝招却是空手变钱，他善于将别人口袋里的钱变到自己的口袋里。对于他的这一特长厂里所有的人都很头疼，一听到他的名字总是习惯性地摁一摁自己的口袋，厂里保卫科也似乎是专门为罗小宾设的，过不几天保卫科的人就要找他一次，这时一定是厂里的某人身上的钱又少了，而少了的钱一定可以在罗小宾的身上找到。罗小宾尽管技艺高超胆子却极小，经常是保卫科长还没说出什么呢，他已经吓得将一沓钞票交出来了。因为罗小宾的原因，厂里的工人都将自己的身上的钱作上了记号，一旦发现自己的钱少了，总能凭借着记号从罗小宾的身上找回来。所以严格地说来罗小宾也只是空担了一副恶名，并未能从中真正地得利过一次，他似乎只是热衷于这种游戏，热衷于游戏中的与金钱相关的那一部分。据说有一次保卫科找罗小宾谈话，勒令他不许再玩这种游戏，起码不能在游戏中再出现金钱。罗小宾就问那我应该玩什么？保卫科长积极帮他出主意说，这么大的工厂这么多的工人，可以玩的东西还不是多的是，像钥匙、月票卡、饭勺子、香烟、打火机，只要你别动别人的钱我们以后保证不管你！罗小宾一口拒绝了，说这些东西有什么好玩的？我不干！
我在工厂里见到的第二个人是殷南生。地点是在厂部办公楼前的一块空地上。他当时左臂端着一只鸟，右手抓着一粒铁弹子，不停地将弹子掷向空中，每次弹子刚一出手，左臂上的那只鸟便腾空而起，随着弹子的上升而节节上升，与弹子相伴相随，速度却快于弹子，最后总能抢在弹子下降之前张嘴叼住弹子，然后在半空中迅速地打个滚儿，折身回落到主人的左臂上，收翅，同时将弹子吐给伸到嘴边的一只右手的手掌之中。这对于我而言是工厂里意外的一处景观，走过他们身边时我好奇地向一人一鸟打量了数眼，鸟的主人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示地低下头抚弄起他的鸟。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响起，喂！你是谁？声音又尖又脆像个女人，我扭头一看，周围却没有人。鸟的主人抬起脑袋不高兴地责问道，你这人是不是哑巴？没听见……问你话吗！中间那二三个字我没听清，好象是一个名字。我说你是和我说话？鸟的主人没好气地说，除了你这里还有别人吗？我说我不知道你是和我说话。鸟的主人还没说话，另一个声音已经响起来，小鸡巴！你叫什么？这次我终于看清了，原来是那只鸟在说话。一只鸟居然会吐人言让我很是诧异，这份诧异甚至让我都忘了计较它的用词，我对鸟的主人说，你的鸟会说话？鸟的主人白了我一眼，没吭声，那只鸟不耐烦地骂道，你没听见啊！呆逼！呆逼！我怒不可遏，回骂道，你才呆逼呢！那只鸟听见我敢骂它，更来劲了，一跳一跳地骂了起来，你个小呆逼找疼是不是？你他妈的，他妈的！这只鸟口齿伶俐用词恶毒，一句一句紧凑密切，一开始我还勉强能够应付，三五句后我便插不进嘴了，只有干瞪眼挨骂的份了……这个人就是殷南生。他是中国最后一批返城的老知青，我进厂时他已经快四十岁了，还没有结婚。他生就一副异相，脑门宽阔头发稀疏喜欢养鸟，他养的都是一些口齿伶俐的八哥，这些鸟被他训练得出口成脏，一出声就是一句骂词，像个十足的恶棍和混蛋。一旦有人惹了殷南生那更不得了啦，这些鸟会像一群孝顺儿子似的群起而攻之，逮住那人破口大骂，能将那人的祖宗八代骂得一个个从地底下往外爬。殷南生借助这些鸟而成了厂里一号人物，平时迟到早退喝酒睡觉调戏妇女偷吃扒拿无恶不作，厂里也没人敢说他。不过俗话说的好，恶人自有恶人磨，即使是殷南生也不能例外。在我进厂前不久厂里新调来了一位副厂长，此人是部队转业军人，党员、转业前是一个连队的指导员。平时他处处以一个模范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苟言笑不嗜烟酒疾恶如仇，上班下班都是一身的军装，脚下更是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一只鞋帮子上还打了一块补丁，此外他还有一个特征，说话时喜欢揉鼻子，或者说他喜欢揉着鼻子说话，所以他的说话便尤其独特，语音都是从鼻腔里钻出来的，有很强的共鸣。这么一个人对于人员复杂思想混乱的当今社会上种种禁忌几乎没有任何的认识，凡事都以一种在部队上养成的习惯定式来处理问题。当时我们厂里一共有五个副厂长，五个副厂长的职责各不相同，有负责生产的、有负责职工福利的，还有负责安全保卫的不一而足，新来的厂长主要负责的是厂风厂纪这一块儿。这显然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但是新来的这位副厂长却意识不到这种区别，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厂长和厂党委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一种信任和肯定，一接到任务便兴致勃勃地走马上任了。后来每天上班下班前半个小时他就守在大门口，专逮那些迟到早退的人，一旦被抓到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扣工资或者奖金。有过工厂经历的人都知道，在工厂里工人们迟到早退那是司空见惯的，有家有口的工人们或者要去学校幼儿园接送孩子，或者要赶回去买菜做饭，那些单身汉们则希望赶紧出去找个对象，所以对于那些拼死拼活一个月也拿不到几个工资的工人们而言，迟到早退就是他们在工厂能享受到的唯一的“福利”了，而新来的副厂长现在却要断了大家的这一份“福利”，这是令工人们万万不能接受的，考虑到人单力薄容易被新厂长各个击破，智慧的工人们串通一气，将纯属个人行为的迟到早退干脆集体化了。如果后来再有人迟到了，他往往会在厂门口等上一会儿，等等到其他迟到的人后再十个一群二十个一伙的结伴往厂里闯，这一下新厂长没辙儿了，毕竟法不责众呀，他站在大门口像一根干腌菜似的眼睁睁地看着迟到的工人们呼啸而过，手里捧着的纸和笔在那一刻也变得无比沉重，一个星期不到他便灰头土脸地收了场。这一轮的斗争以工人们的胜利而告结束。但是新厂长并没有就此罢休，经过一番自我反省，他吸取了上次失败教训，重新定位了自己的工作思路，将工作重点从集体转到了个人身上，死死地盯上了殷南生和他的那些鸟。没办法，他必须借助一次成功的工作成绩来树立自己在众人心目中的威望。
于是殷南生倒楣了。
殷南生所在的是机修车间，这个车间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全厂的机器维修和养护；每天刚上班那一阵是机修工们最为忙碌的时刻，他们要去给全厂所有的机器检修、加油、保养，等到那些机器正常地转动起来后他们就没事了，串门聊天喝茶抽烟、如果没有机器出故障，他们甚至一直可以歇息到退休而不会有人干涉。处在这么一种背景下的殷南生本来很难被那位副厂长抓住什么把柄的，事实上在此之前两个人的关系还很不错，见面时都会互相打个招呼什么的，如果遇到鸟也在，殷南生还会怂恿他的那些鸟讨好地叫上两句，厂长好！厂长好！刚开始副厂长还很不好意思，对殷南生说我是副厂长，还是叫副厂长吧！殷南生就说甭管是正厂长还是副厂长反正都是为工人服务的，为工人服务那是不分正副的！话说的厂长心里甚是高兴，欣然受了。殷南生每天歇下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溜鸟，给鸟喂喂食或者教鸟说说话什么的；他溜鸟的地点是在办公楼前的一块空地上，这是一个废弃的篮球场，殷南岸生将五六个鸟笼分别挂在篮球架的横杆上，然后来来回回地给鸟喂食或者教授它们人类的语言。他的一举一动都落在厂领导们的眼皮底下的，但是厂领导们对殷南生和他的鸟却能做到视而不见，像一群瞎子。开始时那位新来的副厂长也是瞎子，他满足于殷南生和他的鸟对自己的友好或曰谦恭，每天无论多忙都要抽点时间去空地上看看那些鸟，基本上每次都能从那些鸟身上搜刮到一份好心情。可是自从抓迟到早退失败之后，副厂长对殷南生和他的鸟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天上午他来到了篮球场上，还离得很远那些鸟就已经欢快叫开了，厂长好！厂长好！厂长理都没理它们，径直地走到殷南生的身边说，你怎么回事？殷南生不明所以地问，我……怎么了？副厂长板着脸说现在是上班时间你知道不知道？殷南生说知道啊！副厂长说你上班时间养鸟是违纪行为你知道不知道？殷南生愣住了，他不明白一直习以为常的惯例怎么突然变成了违纪行为了，口气生硬地回了一句，那又怎么着？厂长说你违反劳动纪律我要扣你的工资！殷南生翻了他一个白眼，一声未吭转脸逗起鸟来，来来来，叫一句！他对鸟说。那只鸟脱口喊了一句，厂长好！殷南生怒不可遏，厉声责骂道，你个小杂种乱喊什么！鸟不甘示弱反声回骂，关你屁事！老杂种！殷南生发狠道，老子摔死你个小狗日的！鸟儿不屈不挠地朝着殷南生连续喊了两声，老狗日的！老狗日的！殷南生气急败坏之下摘下鸟笼抡起胳膊就往地上掼，掼到一半却又舍不得了，硬生生地打住了，笼子里的鸟在笼子里急促地翻了一个跟头，扑腾了两下翅膀敏捷地一跳又重新站住了，歪着脑袋少女似的怯怯地看着殷南生，不敢吭声了。殷南生将鸟笼挂回原处，这时副厂长又说话了，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你是在跟我耍态度，你对我有意见可以直接说出来，犯不着把气撒在一只鸟身上。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条生命啊，大家都是妈生的，所不同的是我是我他妈生的，鸟是鸟它妈生的，你是你他妈生的……副厂长追着殷南生喋喋不休地从上午一直说到中午，直说得自己两眼发直口吐白沫，直说的殷南生腿脚打转肠胃抽筋。在甜言蜜语的一轮又一轮的不断蛊惑下，到中午时相互仇恨的两颗心已经逐渐融化了，副厂长再接再厉，吞吐口舌口吐莲花，最后两个人和好如初，手牵着手一起去外面的小餐馆里吃了一顿饭，还是副厂长掏钱请的客。感动的殷南生当场许诺以后只听副厂长的话，副厂长要他干啥就干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两天后到了发薪日。在工厂里这算得上是一个节日了。上班后工人们也不干活了，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喜气洋洋地聚在一起畅想着美好的生活——生活因为即将发放到手的工资而分外美好妖娆。接近中午的时候工资发下来了。机修车间的殷南生领到钱后发现自己的工资无端少了几十块钱，他青着脸问车间主任这是怎么回事，车间主任也不知道具体原因，殷南生就跑到财务室一问，负责造表的会计告诉殷南生两天前他们接到副厂长的通知要他们扣了殷南生一天的工资。殷南生问，他为什么要扣我的工资？那人回答他道，副厂长说你利用上班时间教授鸟儿说话。殷南生闻言大怒，一口气没接上来，脸色被憋得猪肚子一般，怪叫一声吱溜一下便窜了出去。蹬蹬蹬地一路狂奔到副厂长的办公室，走到门口一脚踢开虚掩着的门；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副厂长也不在，但是办公桌上的一只茶杯还冒着热气，证明茶杯主人并未走远。殷南生迅速地退了出来，挨门挨户地寻找着副厂长，由隔壁的动力科开始一直找到走廊尽头的计划生育办公室，二楼没找到又跑到一楼找了一遍，还是没找到，于是再跑到三楼，像一只耗子似的楼上楼下一通乱窜，最终却连副厂长的屁也没找到半个。那天副厂长其实并没有走远，殷南生出现时他正在走廊的另一头扫地，看见殷南生气势汹汹一头闯进了财务科他便知道大事不妙了，扔下扫帚一头钻进卫生间躲了起来。他以为殷南生找不到他便会自动离去，可没料到殷南生今天是铁了心要找到他的，躲在卫生间里他仍然被殷南生楼上楼下蹬蹬蹬地一阵疯跑吓得心惊肉跳。他寻思总躲在卫生间里也不是事儿，瞅了一个空档悄悄溜出了办公楼，走了。从这天起他再也没回过办公室，整天在厂区里游荡，今天去一车间，明天就去了三车间，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始终不与殷南生照面，有时殷南生得到消息说副厂长在一车间，匆匆赶过去却扑了空。尽管咽不下这口气却也无法可想，最后一怒之下放出了全部的鸟，整天驱着这些鸟在天上飞奔，指望它们能帮他寻找到副厂长。这下副厂长没辙儿了，他能躲开殷南生却躲不开这些在天上盘旋着的鸟，每天只要他一出现，这些鸟便前堵后截地追着他一阵叫唤，有数次他因此差点被殷南生活捉。有一天他一时疏忽被七八只鸟堵在了一车间的工地上，那些鸟在半空中绕着他大呼小叫，殷南生循着鸟鸣声匆匆地赶到，那一刻副厂长急得小便都快出来了，也是急中生智，情急之下他随手将身边一位工人头上的草帽摘下来扣在自己的头上，那些绕前追后的鸟顿时失去了目标，纷纷栖上附近的一根电线不吱声了。在它们的认识里可能觉得副厂长和一顶草帽是不可能混同一处的二个东西吧，依它的眼光往下看，那只是一顶草帽在地面上晃动，根本没想到草帽底下还扣着一个大活人，想像不到它们观察到的目标仅是戴着帽子的副厂长。没办法，鸟儿们自己从不戴帽子，因此也体会不出人类竟会有如此巨大的智慧。那天副厂长借助着一顶草帽再次逃脱殷南生的追击，他也由此而掌握了对付那些笨鸟的办法。后来每次出现之前他都要预先化妆一番，不是在自己的鼻梁上架上一幅眼镜，就是用一副口罩遮起自己的半个脸，有时甚至会像个女人似的描描眉毛勾一勾唇线什么的，妆化得很简单效果却很好，甭说那些鸟，就连殷南生对此都无能为力。副厂长从此遁形而逝，他有时化妆成一个女工，有时化妆成一个来联系业务的外单位采购员什么的以混淆人们对他的本来认识。他以一副不停变换的假象混迹于人们中间，和大家一起上班，一块儿去食堂吃饭和去浴室洗澡，午休时甚至敢邀上几个人一起摸一会儿扑克，并在以上各种过程中不停地散发着气味弄出响声，却始终不暴露出自己真实的面目，使得厂里的所有人都很紧张，看到任何一张陌生的面孔都觉得可能是副厂长，有时几个人凑在一起玩牌，也不能肯定一桌人之中有没有副厂长，或者谁究竟才是副厂长？这种感觉有点像在足球场上，一道影子带球疾进，他的对手和队友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路带球朝着球门狂奔而无力阻挡。副厂长就是这道影子。
见识过殷南生和他的鸟之后我又上路了。这条路可能是厂区里的主干道了，白色的水泥路面还在隐隐地泛光，从成色上观察应该是不久前刚刚修成的。大路两边是混凝土浇灌现场，运料的翻斗车突突地来回奔跑，到了现场后便将车斗哐当一声翻下来，一车斗的工料堆得小山一样高，四五个满身泥浆的工人们挥锹将这些混凝土铲装到身边一副已经摆放好了的模具中去，三五下便能填满整个模具，然后会有一个工人手执一根又粗又壮的酷似牛腿似的振动器插进混凝土中并揿动电源开关，振动器便急促地振动起来，一点一点地将那些散乱堆在一起的混凝土振得结实起来，表面还泛起一层汤一般的泥浆，等这一轮程序结束之后，工人们要借助这些新泛起的泥浆对它进行表面的平整和修饰……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天工人们正在制造的就是建筑楼房用水泥预制板，简称楼板。
我在路上走走停停，眼前所有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新鲜，我暗自琢磨，如果命运真的要我留在这里做一个工人的话也不差，将散落在地面上的一堆混凝土材料通过自己的力量注入使之变化成为固定规格的成形产品，这本身肯定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过程，重要的是这一切都还和英语无关。我带着这一份愉快的心情继续向前走，没走多远遇到了一个姑娘。她从道路的另一端出现，沿着道路一点一点朝我的方向靠近。年轻姑娘有着与工厂所有工人都不一样的品质，衣着鲜亮光彩照人，神情中青春乍现，显然还未曾被水泥污染。她的出现首先吸引了路边正在干着活的工人们。他们停下手中活什兴奋地挑逗着姑娘：小妹妹！你是哪里的？小妹妹过来陪哥哥说说话！年轻姑娘埋着脑袋走着，也不理他们。走过我身边时还偷窃似的打量了我一眼，我一看她她便垂下了目光。是这个姑娘开启了我的年龄，同时也为我在工厂里的漫无边际的游荡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方向，或者说我相信她能为我今后的生活提供出一个具体的位置。出于这一份信任我转身跟上姑娘。姑娘对我的举动很诧异，不断地回头朝我张望，等确定我的确是跟上了她之后，她凶霸霸地瞪了我一眼。似乎是刻意要甩掉我，她突然地变换起行走的频率，快一阵慢一阵的，但是用这种近乎玩闹的方式显然是不可能甩掉我的，不仅不能甩掉我，反而为我们之间的追逐提供出一份额外的戏剧效果，让我觉得很有趣。那一刻我忽然有了一种浅显的感动，我愿意一辈子就这么走下去，一直走到天荒地老，像一句唱词唱得那样，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因为这一份愉快的心情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追逐已经演变成一种恋爱行为了。我真切感觉自己已经真实地处在恋爱之中，此时此刻。
又往前走了一段之后，前方的大路上出现了一辆卡车，驾驶座一侧的门敞开着，一个司机模样的人站在车头前正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聊着什么。姑娘先我一截走了过去。当姑娘走过卡车时，说话的两个人短暂停顿了一下，司机还扭头盯着姑娘看了好一会儿，色眯眯的。这时我也走到了。两个人同时看到了我，干部模样的人朝我招了招手，喂！你过来！我停住脚问，我？他说对，就是你！我走过去。你是新来的？我说是的，问他，你是谁？干部模样的人还没说话，司机抢先回答了一句，他是高书记。高书记倒背起双手装腔作势地干咳了一声说，你是哪个车间的？我说我刚进厂，还没人分配呢！他说那好，你先跟小郭去拖一点东西吧。这当儿那个姑娘已经逐渐地走远了，我犹豫着说，可……可……高书记一挥手，快上车吧，有什么事等回来再说！我就这样被赶上了车，在刚刚遇到爱情时又被一辆名为“高书记”的卡车拽离了爱情的身边。
司机姓郭，是一个健谈的瘦子，一副很精干的模样，一路上叽叽喳喳地唠叨个不停，我的思绪还停留在那个姑娘的身上，也没心思跟他废话，他说什么我都用哼啊哈敷衍。他很快察觉到了我的心不在焉，私下里以为我是被他们抓差而心怀不满，放缓语气开导我说，你别以为跟我出一趟车跟吃亏似的，高书记这人很好的，等回去了让他帮你安排一个好点工作，扭头看了我一眼，这么一来你还是赚了！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问这个单位什么工作比较好？小郭说最好的是坐办公室当干部，再次扭头看了我一眼不无玩笑地说，不过看你这样这不大可能，如果做工人的话最好的工种是汽车修理或者电工这一类技术性的工作要好一点，我实话跟你说，只要别去混凝土和钢筋车间就行了，这二个工种简直不是人呆得地方。我说我刚才看过混凝土车间的人干活，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小郭撇了撇嘴说，别傻了！那种工作风吹日晒又苦又脏的，还有意思呢！嘁！见小郭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有点打鼓，如果真的像他说得那样，混凝土车间可是万万不能去的了。忽然想起一件事，问小郭，我们厂里有什么人比较牛逼？小郭一下没听懂，说牛逼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牛逼的意思。小郭摇头，你这人说话我有点不习惯，不懂！我埋怨道你这人怎么那么老土啊，连牛逼的意思都理解不了，牛逼就是厉害，权威，说一不二！小郭说那还用问吗？厂长和书记最牛逼！我说不算干部，普通的工人当中什么人比较牛逼？小郭不耐烦地反问道，你关心这些乱七八糟事干什么？我老老实实地招认，我想认识一二个牛逼的人。小郭坚硬地说了一句，在我们厂里除了书记和厂长之外没有牛逼的人。我不依不饶地说，那可不一定，我进厂时遇到过一个叫罗小宾的人，他会变钱，还有一个叫殷南生的也特别牛，他养的鸟还会骂人呢！小郭用鼻子轻蔑地哼了一声，雕虫小技！我忽然想起一个人，又问小郭，刚才在厂里你们遇到我的时候看没看到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女孩子？小郭说你是说施楠？我说她叫施楠？小郭扭头看了我一眼，你问她干什么？我没理他，顺着惯性追问道，她是干什么的？小郭说她是一所中专学校的毕业生，上个星期刚进厂的，现在在一个车间实习。我穷追不舍地问哪个车间？小郭说我哪儿知道呀，我又不是劳资科长！再次扭头打量了我一眼，你小子想什么心思呢！
我们去的是市中心的家俱商城，高书记前二天在这里定购了一张床，小郭今天是来代高书记提货的。我们提了货之后直接送到高书记家里。当时高书记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我们把东西搬进房间后还坐在客厅里看了一会儿电视，小郭抓着遥控器叭叭叭地一阵乱揿，最后在一部电影里停了下来。一个小时后我们才回到厂里，小郭把车停大门口，熄火，下车，锁上车门。我跟他打了一声招呼就要离开，小郭问你去哪儿？我说随便逛逛。小郭看着我没头没脑地突然说了一句，你这人挺不错的！跟我去见见高书记吧！我说不了，我还有事呢！小郭说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与小郭分手后我继续自己在工厂里的游荡。我还惦念着那个姑娘。听小郭的介绍那个姑娘是刚从某中专学校分到厂里来的，我决定循着这一线索找一找。一路上都能看到在现场干活的混凝土车间的工人，挥汗如雨泥浆溅身，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