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郭进是宋初守卫北疆的名将，以善于用兵，从严治军而享誉一时。在宋太祖一朝，郭进长期镇守西山一带，有力地抗击了北汉、契丹军队的进攻，确保了防区的安全，因此得到宋太祖的高度评价。在宋太宗即位后，由于对统军将帅采取了极端猜忌、压制的态度，郭进虽仍然在守边及北伐北汉的战场上屡立战功，但最终却被逼自杀。其生平功业及最后结局，可谓与家喻户晓的杨业颇为相似。
郭进是北宋初守卫北疆的名将，以善于用兵，从严治军而享誉一时。史称郭进“屡有战功”，最终却被逼自杀。就其生平功业及最后结局来看，郭进与家喻户晓的杨业颇为相似，但由于种种原因，郭进其人其事既未能为后世所传诵，迄今为止学术界也没有专文加以论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笔者不揣浅陋，对郭进事迹予以梳理，并探究造成其悲剧的原因所在。
一郭进的主要功业及事迹
郭进，深州博野（今河北博野）人，出身贫贱，早年曾为富家佣保。生活在兵戈不息、武风烈烈的五代岁月，郭进便像同时代及历史上许多豪杰那样充满尚武志向，所谓：“有膂力，倜傥任气，结豪侠，嗜酒蒲博。”在遭到富家少年逼迫后，郭进遂投奔驻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汉祖壮其材，留帐下”。契丹军队攻陷开封灭晋后，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汉。当后汉高祖准备进军入汴时，郭进主动请命，率奇兵间道先趋氵名州，“因定河北诸郡”。因这次军事行动的成功，郭进迁任乾、坊二州刺史。再改磁州刺史。
五代时期，藩镇称雄割据，作为节度使爪牙的地方长吏残害百姓，无所不为，所谓“刺史皆以军功拜……恃功纵下，为害不细”。但据记载，郭进在地方任职期间却能约束部属，注意保护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如后周广顺初，郭进出任淄州刺史后，当地吏民曾有要求其留任的举动，此必与其善政有关。在登州刺史任内，他率镇兵平定了为害一方的群盗，于是“民吏千余人诣阙请立《屏盗碑》”。显德初，郭进移卫州。当时“卫、赵、邢间多亡命者，以汲郡依山带河，易为出没，伺间椎剽，吏捕之辄遁去，故累岁不能绝其党类”。郭进遂发兵围剿，“数月间剪灭无余，郡民又请立碑记其事”。郭进在升任氵名州团练使后，“有善政，郡民复诣阙请立碑颂德，诏左拾遗郑起撰文赐之”。他还在氵名州城四周种植柳树，在城壕中种荷蒲，“后益繁茂，郡民见之有垂涕者，曰：‘此郭公所种也。’”透过这些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郭进身上有着关爱百姓的良将品质，而这在五代时期是极为罕见的。难怪后世还有人追忆道：“（郭）进知人疾苦，所至人为立碑纪德政。”
北宋建国后，宋太祖在亲征泽、潞李筠反叛时，任命郭进为西山巡检，并将其官衔迁为氵名州防御使，以负责与北汉接壤的太行山一线防御重任。在建隆、乾德年间，郭进以西山巡检的身份抗击北汉及契丹近十年时间。其中在乾德元年，郭进先与将官王全斌、曹彬率军攻取北汉乐平县，俘虏敌军数千人。不久，北汉引契丹军攻乐平，郭进又与曹彬等将领带兵解围，“三战皆败之，遂建乐平为平晋军”。次年，宋军夺取辽州，北汉再引契丹六万大军来犯，郭进奉命与昭义节度使李继勋、彰德节度使罗彦□等率军六万迎击，“大破契丹及北汉军于辽州城下”。开宝二年，宋太祖亲征河东时，郭进出任行营前军马军都指挥使，参与此役。开宝九年，北宋再度对北汉用兵时，郭进任河东道忻、代等州行营马步军都监，率军进攻北汉的忻州和代州等地，先“俘北汉山后诸州民三万七千余口”。随之，再夺取寿阳县。但是，此役不久因宋太祖突然暴死而中断。
从有关记载来看，郭进不仅勇于和善于用兵，而且治军极严。《宋史》本传称：
（郭）进有材干，轻财好施，然性喜杀，士卒小违令，必置于死，居家御婢仆亦然。
进在西山，太祖遣戍卒，必谕之曰：“汝辈谨奉法。我犹贷汝，郭进杀汝矣。”其御下严毅若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乾德元年九月戊寅”条记载略同，而又事迹更详，现列举如下，以进一步予以说明：
郭进御军严而好杀，部下整肃，每入北汉境，无不克捷。上时遣戍卒，必谕之曰：“汝辈当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尝选御马直三十人，隶进麾下押阵，属与北汉人战，往往退怯，进斩十余人。奏至，上方阅武便殿，厉声曰：“御马直，千百人中始得一二人，少违节度，郭进遽杀之。诚如此，垄种健儿亦不足供矣。”乃潜遣中使谕进曰：“恃其宿卫亲近，骄倨不禀令，戮之是也。”进感泣。
上引《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还同样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例：曾有一名军校自西山赴京诬告郭进，“太祖诘知其情状，谓左右曰：‘彼有过畏罚，故诬进求免尔。’遣使送与进，令杀之”。当时正遇北汉军队来犯，郭进便对诬告者说：“汝敢论我，信有胆气，今舍汝罪，能掩杀并寇，即荐汝于朝，如败，可自投河东。”此人感奋听命，遂在战场上告捷。郭进即将其军功上奏朝廷，请求迁其官职，“太祖从之”。欧阳修在其笔记中也记述了类似这一段文字的史实，所不同的是：当郭进为其人请赏时，宋太祖曰：“尔诬害我忠良，此才可赎死尔，赏不可得也！”又命将此人交给郭进。郭进复又请曰：“使臣失信，则不能用人矣。”这样，赵匡胤才赏其一官。由此可以看出，郭进虽治军极严，“然能以权道任人”，故为部下所服。另，宋人还记载：“（郭）进听讼善以钩距得其情，军政严肃，战无不克”。透过郭进的带兵、作战表现，不难发现其所具有的杰出将帅素质，其中通过诛杀君主胆怯亲兵达到严明军纪、树立主帅权威的做法，可与先秦时吴起治楚军的范例相媲美。
宋太祖一朝，郭进一直驻守河北西部前线，在抗击北汉和契丹军队的战争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并有力地支持了宋中央的南下统一事业。因此，宋太祖对郭进既欣赏，又颇为器重，所谓“时刘继元据并门未下，以（郭）进兼西山巡检二十年不易其任”。开宝中，宋太祖下令在开封城中为郭进建造宅第，特许打破常规，“悉用？瓦”。“有司言，旧制非亲王公主之第不可用。帝怒曰：‘进控扼西山十余年，使我无北顾忧。我视进岂减儿女耶？亟往督役，无妄言。’”
事实上，宋太祖对当时防御北部和西陲的边将都颇为信任，给予他们很大的自主权，除了郭进外，其余如李汉超守关南、马仁？守瀛州、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守棣州、李谦溥守隰州、王彦升守原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守环州及冯继业守灵州等等，也都无不如此。以后，宋人常常以宋太祖善用郭进等边将为范例，津津乐道：“榷之利，悉以与之，其贸易则免其征税。故边臣皆富于财，以养死士，以募谍者，敌人情状，山川道路，罔不备见而周知之。故十余年无西北之忧也。”元人修宋史时也指出：“宋之武功，于斯为盛焉。”
二郭进之死及其根源
宋太宗即位初，对大批文臣、武将先后加官晋爵，郭进也迁为云州观察使，并改判邢州，仍兼西山巡检，继续在河北前线带兵。另外，宋太宗又赐给郭进京城坊第一区。表面上看似一切如常，但实际上正是从宋太宗时代开始，武将群体的命运逐渐出现了逆转，而郭进也因此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
宋太宗是通过阴谋手段登上帝位的，因此，以其阴暗的心理，加上狭小的气度和寻常的才质，遂对带兵武将极为猜忌。赵光义在晚年曾意味深长地道出了自己的心机：“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里所说的“奸邪”自然不是日益受宠的儒臣，而是可能兵变夺权的武将。因此，宋太宗从即位伊始，就开始采取诸如任用亲信、压制武将乃至于“重文轻武”等等的措施，来整治军事将领。如：太平兴国二年初，宋太宗下诏将各地节度使子弟百余人编为殿前承旨，调至开封，此举等于将他们变为人质，以制约四方将领。不久，又罢免向拱、张永德、张美和刘庭让等四位宿将的节钺，将他们转为环卫上将军的虚衔；解除功臣石守信的军职，将其改为西京留守。随之，又将前朝禁军大帅党进外放地方节镇。不久，另两位禁军首脑杨信和李重勋相继病死。于是，宋太宗亲自提拔一批顺从但能力低下的亲信担任重要军职，以替自己掌管军队。如出任殿前副都指挥使的白进超，被评为无明显战功，惟小心谨密，能抚恤士卒而已。柴禹锡、王显、张逊、杨守一等宋太宗藩邸属吏出身者，先后出入禁军、枢密院要职，元人称：“自柴禹锡而下，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故莫逃于龊龊之讥。”
与此同时，宋太宗对各地统军的将领，则通过监军监视、“阵图”约束之类的办法加以控制。如大将李继隆所说：“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宋太宗登基不久，还派人到各地察访将领的动向。如王？到灵州、通远军巡查后反映：“主帅所用牙兵，率桀黠难制，虑岁久生变。请一切代之。”宋太宗对王？的建议非常赏识，遂令其带兵取代边关老兵。不料“戍卒闻当代，多愿留”，于是王？以强硬的手段斩杀了一部分人，才算完成了使命。以后，王？又数度往来西陲与京师之间，不断汇报前方驻军的情况，并提出对策。宋太宗曾一次赐其百万钱，以示奖赏。当时，甚至可以不问事情真相，便诛杀被怀疑者。如“上即位，分命亲信于诸道廉官吏善恶密以闻，岭南使者言知封州李鹤不奉法，诬奏军吏谋反，诏诛之不问状”。一时，带兵武将都感受到来自最高统治者的巨大压力。
太平兴国三年发生的一件荒唐的事件，便足以从侧面反映前线将领对宋太宗的恐惧：官宦之子李飞雄诈称自己为巡边使臣，结果从关中换乘官马，在地方武官的向导下，一路西行到秦州境内。面对不持任何凭证的这样一位“使臣”，当地驻军将领竟俯首帖耳。结果，李飞雄矫诏逮捕多名带兵将官，并准备处死，而诸将都甘心受缚就刑。以后，李飞雄因利令智昏，露出破绽，才被众人捉获。李飞雄事件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一切只能说明当时武臣已完全屈从驯服。难怪颇有战功的曹彬，虽位居枢密使高位，却极其谨小慎微，甚至在街市上与士大夫相遇，也要主动做出让路的姿态。
在上述政治背景之下，郭进勇于专兵的特长及果敢好强的性格便不合时宜了。郭进改调邢州后，继续肩负着防御北汉及契丹的重任。据以后沈括记载：“郭进有材略，累有战功。尝刺刑州，今邢州城乃进所筑，其厚六丈，至今坚完，铠仗精巧，以至封贮亦有法度。”可见郭进在新任所内仍十分注意军备建设，忠于职守，积极有为。太平兴国二年，他还招降了北汉的一些军人和民户。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北汉时，郭进出任太原石岭关都部署，“分兵控石岭关”，担负起阻击契丹援军的重任。案：都部署为北宋前期战场主帅之职，宋人曰：“驻泊、行营都部[署]，即古之大将军、大总管之任也。”由此可见，郭进在此次北伐之役中的身份是石岭关战区的主帅。但与此同时，宋太宗又依据其惯例派来了一位监督者，即引进使、汾州防御使田钦祚，其职责为“护石岭关屯军”，实际上就是郭进军中的监军。正是此人以后逼死了郭进。
从有关经历来看，田钦祚也是一名武将。他在后周时从军，宋初为□门通事舍人，曾参加过灭蜀、灭南唐之役。太平兴国初，又曾与北汉作过战。然而，田氏的品行却颇为低劣，所谓“钦祚性阴狡……好狎侮同列，人多恶之。”“性刚戾负气，多所忤犯”。在灭蜀之役期间，他便逼死过将官王继涛。史称：彭州刺史王继涛“素与通事舍人田钦祚有隙，会钦祚入朝，乃诬奏继涛以他事。太祖驿召继涛，将面质之，道病卒”。田钦祚到石岭关赴任后，又不顾紧张的军情，竟利用职务之便从事贩运牟利活动，从而引起了郭进及其他将校的不满。史称：“时田钦祚护石岭军，恣为奸利诸不法事，（郭）进虽力不能禁，亦屡形于言。”由此，田氏对郭进怀恨在心，“与都部署郭进不协。贼兵奄至，钦祚闭壁自守，既去，又不追”。以后，田钦祚因“为部下所诉”，被责授睦州团练使，但宋太宗却令其“仍护军”。《宋史？田钦祚传》则称：宋太宗北上时，用田钦祚为幽州西路行营壕砦都监。可见，在宋太宗眼中，田钦祚虽非良将，但却具有牵制主帅的价值。
不久，契丹援军果然前来进攻，“（郭）进大破之。又攻破西龙门砦，俘馘来献，自是并人丧气”。然而，就在此时，田钦祚对郭进进行了恶毒的报复，直至将对方逼死。有关当时发生的情形，据北宋人钱若水《太宗皇帝实录》卷四一记载如下：
钦祚之典石岭军也，大将郭进屡有战功，为钦祚所凌轹，进不能甘，遂自经死。事甚暧昧，时皆以为钦祚杀之。左右无敢言者。
以后宋人也称：“既而为田钦祚所诬，进刚忿不能辩，乃自经而死。”“钦祚以他事侵之。（郭进）心不能甘，自经死”。由此可见，田钦祚的报复手段极其简单，即以监军身份一方面凌辱郭进，另一方面则向宋太宗诬告郭氏。值得注意的是，其一，郭进官职比田钦祚高，当时郭氏为观察使，田氏原为防御使，后降为团练使，郭氏又为主帅，但郭进不仅不能约束田氏，反而遭到对方的凌辱，最终还被逼自杀；其二，郭进的悲剧发生后，虽然原委一目了然，但“左右无敢言者”。这一切只能说明：宋太宗赋予监军极大的权威，使其“口含天宪”，完全可以凌驾于主帅之上，正暴露出赵光义猜忌防范的驭将态度产生了多么大的效果。由此也不难发现，“性刚烈，战功高”的郭进实际上是当时极端独裁和狭隘统治的牺牲品。
郭进死时，年仅五十八岁，正是战场经验丰富、可以施展军事才能之时，但死不得其所。据李焘记载：“钦祚以卒中风眩闻。上悼惜良久，优诏赠安国节度使。”以后，赵光义“颇闻其事”，却并未严惩田氏，不过是将其罢免内职，出为房州团练使而已。又据《宋史？田钦祚传》记载可知：田钦祚在太平兴国“六年秋，改房州团练使”，此时已距郭进含冤死去两年有余。以后，田氏虽一度改往柳州，但最终还是得到了宋太宗的同情，所谓：“岭外多瘴气，因遘疾，累表乞生还阙下。上怜之，迁郢州团练使。在郡二年，入觐，钦祚见上，涕泣不已。以为银、夏、绥、宥都巡检使，俄召还。”在雍熙年间第二次北伐时，宋太宗又一次起用田钦祚，命其与宣徽南院使郭守文为排阵使。“时钦祚已被病，受诏不胜喜。一夕，卒”。田氏死后，其诸子还得到加官的恩荫待遇，当政者对其可谓仁至义尽。相比而言，郭进的后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从有关史籍看，没有郭进子弟得到恩荫加官的记载。郭进死后不久，甚至其宅第也为他人所有。
三余论
综上所述，郭进可谓宋初一位难得的良将，就其事迹及功业而言，颇可与家喻户晓的杨业相比较。如杨业在北汉守边时，“以骁勇闻……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归宋以后，杨业担负起捍卫代北边防的重任，曾屡败来犯的辽军。《宋史？杨业传》称其：“忠烈武勇，有智谋，练习攻战，与士卒同甘苦”。“为政简易，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之用”。杨业的这些事迹及功业与郭进极为相似。杨业生前官至云州观察使，出任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而郭进也官居云州观察使，死前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二人官爵相等。杨业是死于第二次北伐的战场之上，其结局虽与郭进不同，但死因却几乎一致，即同样是被“护其军”的王？及刘文裕逼迫出战而死。郭、杨二人死后，又都得到了节钺的追加官衔。但郭进身后却远远没有获得杨业那样大的声誉，特别是宋朝灭亡以后，其事迹往往为世人所遗忘。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其功业相对逊色，而主要还在于杨业后继有人。杨业死后，其子延昭、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延彬继续活跃于军队之中。其中延昭还在抗辽前线屡建功勋，宋真宗曾说：“延昭父业为前朝名将，延昭治兵护塞，有父风，深可嘉也。”以后，杨延朗之子文广也颇有名声，曾参加了抵御西夏、南征叛乱的战争，到宋英宗时官至禁军高级将领之职。于是，杨门一家三代从军在宋代便成为佳话，以后又通过民间传说及评话、小说和戏剧而广为流传，影响直至今日。郭进则没有这样幸运，当其不肖之子连宅第都保留不下来时，其生前的事迹及功业便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被尘封于故纸堆中。
（原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