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拜占庭的多成份经济，由于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以及人种的复杂，早期拜占庭（4～7世纪）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多种经济成份的混合体，存在着东方和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城市和乡村、游牧和农业、国家经济和私人经济等各种复杂形式。当时拜占庭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十分发达，君士坦丁堡一直是位于欧、亚、非三洲之交的商业中心，帝国各省也有一些大的商业、手工业中心城市。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比西罗马帝国更为密切，这是拜占庭的奴隶制经济崩溃较晚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5～6世纪的拜占庭经济中，奴隶制仍占重要的地位。当时奴隶贸易兴盛，甚至国家用法律规定奴隶的价格，大量奴隶成为大庄园中农业劳动的主力或充当家仆，也有许多奴隶在城市的国营手工业作坊中劳动。隶农制也十分普遍，隶农是农业中的主要劳动者。此外，早期拜占庭还存在大量自由农民。6～7世纪拜占庭帝国境内奴隶和隶农因不堪压榨而不断举行的起义，与斯拉夫人和阿拉伯人先后大规模的入侵相汇合，一方面使拜占庭帝国的疆域缩小，另一方面使帝国的奴隶制基础动摇，为封建关系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拜占庭的封建化过程比较缓慢。5世纪下半期大土地所有制的扩大和隶农制的广泛流行，是帝国内部封建因素增长的表现。5世纪末拜占庭皇帝把向小土地所有者征税的权力交给包税人，更加强了贵族地主的经济地位。此外，5世纪农民因国家租税和其他义务的重压，陷于贫困而被迫请求大官僚、大地主庇护的情况日益增多，农民把自己的地产转让给贵族地主，自己则作为他们特别恩准的占有人继续使用土地，交纳代役租。后来，农民对贵族地主这种依附关系日益加深，最终沦为农奴。
6～7世纪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入侵拜占庭，并向帝国境内移殖定居后形成了一个广泛的自由农民阶层。这是延缓拜占庭封建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8世纪时，掌握帝国政权的军事贵族为限制教会寺院的势力，利用人民群众以破坏圣像运动的形式，反抗教会寺院侵占自由农民土地的斗争，并以支持这一运动的名义没收教会寺院的地产，使教会寺院的大土地所有制受到沉重打击。因而在7～8世纪，自由农民的农村公社在农业中仍占优势。但即使这样，封建化过程也已经开始，一方面由于国家对自由农民公社征收各种苛重的租税，强迫公社农民担负各种沉重的劳役，自由农民阶层日渐没落；另一方面，军事贵族在和外族入侵的斗争中政治经济地位不断增强，皇帝把大量土地分赐给他们，这些新兴封建地主利用没落的自由农民、隶农、残存的奴隶耕作，并倚势强占公社土地，迫使公社农民成为依附者。这一封建化过程在军事贵族镇压了多次人民反农奴化的起义后，从9世纪中叶起加速发展起来。军事贵族地主采取强制、欺骗、勒索等手段侵占自由农民土地，广大农民被迫依附贵族地主，沦为农奴。与此同时，皇帝和军事贵族为镇压人民群众的起义，与教会寺院势力勾结，宣布恢复圣像崇拜，这样，寺院的地产又迅速扩大起来。后来，由于自由农民的减少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税收，拜占庭皇帝在10世纪时曾多次颁布法令禁止封建贵族掠夺农村公社的土地，但都未能付诸实施。到11世纪末，国家政权落在地方封建贵族手中，拜占庭皇帝代表他们的利益实行颁田制度，将整村、整区的土地以监领地的名义分给公职贵族。这种监领地与西欧的采邑相似，由国家拨归监领人终身享用，但当时国有土地早被分配，政府实际上是把农民的土地赐给了监领人。最初监领人从领地上征收一部分捐税供自己享用，后来逐步取得了行政权和司法权，领地上的农民都受其管辖，缴纳地租和服劳役，完全陷入农奴依附地位。这样，到11世纪末，封建制经济在拜占庭取得了统治地位。在14～15世纪，拜占庭帝国境内，除少数山区外，自由农民公社几乎完全绝迹，到处是世俗封建贵族和教会寺院的大领地，原有的监领地也都变成了世袭领地。封建领主对领地上的农民实行超经济强制。农民向领主缴纳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服劳役，负担种种苛捐杂税和国家的徭役。15世纪时，拜占庭帝国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工商业）日趋衰落，封建主集团之间不断发生争斗，终于在1453年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所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