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攻下南唐以后，并没有陶醉于胜利之中，偃兵息武，安享太平。因为在南方还有两个割据政权：钱氏的吴越和陈洪进割据的漳州、泉州一带，宋太祖的卧榻之德同样容不得他们酣睡。于是，在曹彬凯旋回京的喜庆声中，宋太祖一个新的想法已经形成。
吴越是唐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吴越王钱镠建立的，辖境13州，包括今浙江省和太湖东北部、东部和南部，首府杭州。
钱镠的小名叫“婆留喜”，这名字有些来历：钱镠出生时其父钱宽方外出归来，邻人对他说，他家传出兵马之声，钱宽以为不祥，进家后抱起婴儿钱镠就要往井里扔，后经祖母苦苦挽留，小钱镠才保全了性命，因“婆留”而“喜”。
钱镠长成之初并未给钱家带来多少欢喜。他不安心农作，只知舞枪弄棒。24岁时钱镠被招为乡兵，后任偏将，开始了军旅生涯。他参与过镇压黄巢义军，被唐廷授镇海军节度使。他将镇海军使府设在老家杭州，率所部兵卒及征发来的役徒数十万人大修杭州城，使杭州成为东南沿海的军事重镇。遂后，他假唐廷之名，击杀了公然称帝的董昌，遂尽有两浙及苏南13州之地。唐昭宗天复二年，钱镠任镇海、镇东两节度使，封越王，两年后又封吴王。朱全忠代唐建梁后，于开平元年封钱镠为吴越王，后改封吴越国王，建都钱塘。钱镠据两浙三十余年，是五代十国中享国最长的君主。
钱镠在位期间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征发民夫修筑钱塘江石堤，并造龙山、浙江两闸，阻遏海水倒灌，杭州之民多受其益。又在太湖流域建造偃闸，以时蓄泄，利农利民。钱镠还招待商旅，劝课农桑，择贤任能，严明赏惩，他本人也较为节俭，不事铺张，勤于治理，辖境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海上交通发达，文艺称盛于时，有“地上天宫”之称。
这一切都得助于保境安民的国策。钱镠自知国小势危，力图自保，也不轻易用兵。唐天佑后，中原多事，称王者相继，有人劝钱镠称帝自主，钱镠明智地说：“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上，而又踞我于上耶？”他的原则是：“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不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无忧。”他在临终时告诫他的继承人钱元瓘：“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后世子孙牢记此言，始终坚持这一国策，使吴越小国得以延续80年之久。
后汉乾祐年间，五传至钱俶。钱氏政权对中原王朝采取恭顺的态度，保持着一种审慎的客气。周世宗征淮南，钱傲曾出兵助周围打毗陵、宣池。赵匡胤即位当年，授钱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随着赵宋王朝势力的增强，钱俶对宋朝的贡奉日趋频繁。他的生存战略是竭十三州之物以供宋，务得中原欢心。赵匡胤也就乐于以种种名衔相诱惑，驱使其为赵宋王朝效力。
建隆元年，宋太祖从远交近攻的基本国策出发，授钱傲“天下兵马大元帅”，以示安抚。不久，又改赐“承家保国宣德守道忠正恭顺功臣”。这一大串冗长的赐号关键是“恭顺”二字。宋太祖希望钱亻叔恭顺于宋，永不违逆，钱俶也深悟其意，对宋恭顺倍至，“贡奉有加常数”，仅乾德元年就向宋进贡白金万两、犀角、象牙各10株、香药15万斤，金银珍珠玳瑁器物近百件，极尽吴越特产，倾国以事中朝。
钱俶对宋太祖恭而敬之，也畏而惧之。当宋太祖决定伐南唐时，南唐主李煜曾有意联合钱俶合力拒宋，遣使致书说：“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应该说，李煜此言道出了事情的真谛。作为南唐友邻，钱俶也应该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是，在此之前，他还接到了宋太祖的一道训令。宋太祖对前来进贡的钱俶幕吏黄夷简说：“汝归语元帅，常训练甲兵，江南强倔不朝，我将发师讨之，元帅当助我，无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有了宋太祖这番话，钱俶当然别无选择。他不仅对南唐的相约拒而不答，还将南唐来书交给了宋太祖，出卖了自己的邻友。
钱俶拒绝和南唐的联盟还因为利益的诱惑。宋太祖在伐南唐之前，特命有司在开封薰风门外建造了一座大宅第，“连亘数坊，栋宇宏丽，储偫什物无不悉具”。宋太祖对吴越进奉使钱文贽说，这大宅叫“礼贤宅”，是专门为李煜和钱俶准备的，“先来朝者以赐之”。钱俶一心投靠北宋，当然希望住上这座大宅，所以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南唐的对立面。
宋太祖的这些做法实属高明。既有威严的训令，又有利益的引诱，钱俶不得不就范。
开宝七年，北宋大举进攻南唐，下诏要钱俶同时行动，并以钱为升州东面招抚制置使，出任方面军主帅。
吴越内部对钱俶助宋攻唐激烈反对。丞相沈虎子谏劝说：“江南，国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将何以卫社稷乎？”钱傲仍然听不进去，反倒罢免了沈的职务。
唇亡齿寒的道理，钱俶何尝不懂。问题在于以李煜治国的才能，南唐怎么可以成为吴越的屏障？钱俶有苦难言，不得不走上“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路。钱以5万余兵力从国城出发，不遗余力地进攻南唐常州，并分兵攻击江阴，宜兴，开辟东南战场。每有胜利便向宋告捷报功，汇报战况。
在宋伐南唐过程中，钱俶亲自领兵，为宋朝立下了大功。他作为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承担了一个方面的作战任务。常州城下一战，破南唐军3000余众，生擒600人，迫使常州的南唐守军举城而降，钱俶因而得到了军衣五万副的赏赐，并被加赐太师。此后，钱俶把大军交给大将沈承礼随宋军平润州，进讨金陵，也出了大力。不过，宋太祖约令钱俶伐南唐并不希望他有太大的作为。北宋之兵力远过于南唐，即便没有吴越之军也可以取胜。宋太祖的意图是，通过让钱做出兵彻底破坏吴越与南唐的联盟，将可能倒向南唐的力量切切实实地拉到自己一边。所以，钱俶攻破常州，使命已经完成，城破之日，宋太祖便诏令钱俶归国。又对吴越的进奉使任知果说：“元帅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暂来与朕相见，以慰延想之意，即当复还，不久留也。”
宋太祖这番话是对钱俶所助一臂之力的感激和安抚，同时也是给钱俶下达了一道命令：南唐亡后速来朝觐！
极力主张称臣纳地的崔仁冀看清了这一形势，对钱俶说：“主上英武，所向无敌。今天下事势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也。”钱俶以为然，但对这次朝觐的吉凶却不托底。他担心宋太祖会把他扣留，不让其返国。他对宋太祖的许诺“暂来相见，即当复还”也心有疑虑。李煜之弟李从善不就是被扣开封，一去未返吗？宋太祖能扣李从善也便有可能扣他钱俶，若这样，吴越国将不国矣。想到这里，钱俶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可是，他又不能不去，这是宋朝皇帝的命令，岂可违抗？况且，宋军凯旋，也理应前去祝贺，这是起码的礼节！所以，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北上。
宋太祖在平南唐后即召吴越王钱俶入朝，是一个高明的举措。它威抚相溶，刚柔相济，虚实并举，向钱俶昭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南唐灭亡了，吴越怎么办？南唐之国力，远胜于吴越却在宋军的讨伐面前一朝瓦解，吴越难道想步南唐后尘吗？摆在吴越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俯首听命，献土称臣。
宋太祖的这一策略不啻于十万大军压境，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吴越朝野惶恐失措，“地上天宫”一片惊慌。朝臣们窃窃私语，议论纷纷。有的说，中朝皇帝雄才大略，计谋多端，这次召王北上很可能会大摆“鸿门宴”，将王置于死地；有的则列举了诸如彗星见于中天，野鸡在鼎耳鸣叫、桑树楮树共生于庭及乌夜啼、马生角等天象之异、灾祸之变，说是吴越气数将尽，国运将终。这些蛊惑人心的征兆被渲染得活灵活现，真真切切，使人不得不信。如一位目击彗星者说，那彗星长六尺，光芒耀眼，十余日乃灭；而另一位灾异报告者则称，兴妖作怪的桑楮树一夜之间长成合抱粗，且援引古事论证，此灾异在勾残灭吴时也曾在吴国出现，此后不久，越军便大败吴国，吴王夫差被包围在姑苏山上，自杀身死。
吴越王钱俶听到这些传闻禁不住心惊肉跳。他不止一次地焚香祷告，请神灵上苍保佑钱氏。但是，他又不敢拒命或耽搁，这样做岂不会使宋朝抓到把柄吗？假若像宋对南唐那样，因诏令入朝不行随后大兵加之，怎么得了？所以，经过一番利弊的权衡，钱俶还是在开宝八年二月上路了，为防不测，他带上了妻子孙氏、爱子惟濬，还有近臣平江军节度使孙承禧，临行，又对留守臣僚叮嘱再三，仿佛是在诀别。
吴越的朝臣们也认为君王此行凶多吉少。他们在西湖边上建造了一座“保俶塔”，祈求神灵保佑钱俶平安归来，使吴越继续存在于东南一隅，王室显贵长保富贵荣华。
出乎意料的是，事情并不像吴越君臣想象的那么可怕。宋太祖听说钱俶已整装入朝，十分高兴，他或许认为，用和平的、不战而胜的手段达到统一，乃是一位政治家治国才能的最好体现。因而对钱俶给予了特殊的礼遇。他派皇子赵德昭到睢阳迎接，钱俶将至开封时，赵匡胤还屈尊亲自到住所检查为接待钱俶所准备的一切什物。
吴越王钱俶一行是二月十二到达开封的。宋太祖将他们安置在收拾一新的“礼贤宅”，关怀备至，接着，在崇德殿接受了钱俶的朝见和祝贺。
此次来开封，钱俶为了表示其对宋朝的忠诚，带来了大宗贡物。在崇德殿，贡白金4万两、绢5万匹。当日宋太祖在长春殿赐宴，钱俶又贡白金2万两、绢3万匹、乳香2万斤。祝贺平灭江南，又贡白金5万两、钱10万贯、锦180万两、茶8500斤、犀角象牙200株、香药300斤。宋太祖贺幸“礼贤宅”看望，又贡白金10万两、绢5万匹、乳香5万斤，以助郊祭。
对于钱俶的一片忠心，宋太祖一笑置之。这微笑似很亲切又暗含威严；既令人心暖又有些神秘莫测。被宋朝吓怕了的钱俶仍然觉得是个谜，他希望这谜底尽快披露，又担心会出现他惊骇了许久的那种结果。
开宝九年二月二十三，宋太祖在大明殿举行了盛大宴会，热情款待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酒宴之上，宋太祖盛赞钱俶能识大体，不与南唐联手。及受命围常州，又亲率大军，勇冒锋镝，身先士卒，终使常州城破，守军投降。宋太祖说，此番平江南，甚得吴越力助，钱俶功不可没。说到此处，宋太祖令侍者为钱俶斟满御酒，与钱俶同饮三杯。
钱俶受此厚爱，顿时喜形于色。他觉得，这三杯御酒胜过琼浆玉液，每一滴都温暖着他的全身，每一滴都润泽着他的心田。
但是，钱俶也略怀忐忑地注意到，在宋太祖与他共饮的时候，侍宴的大臣们都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他，他们的脸上大都带着一种奇怪的神情，是嫉妒？是嫌恶？是愤慨？钱俶一时难以猜透。为了不使宴会的气氛变得太紧张，他主动邀大臣们饮酒，并努力轻松坦然，以掩饰自己复杂的心情。
宋太祖显然已经看出了端倪，遂令乐舞伎进殿，以助酒兴。当乐曲声响起、舞伎们飘然而舞的时候，大明殿内充满了喜庆欢快的气氛，大臣们的目光随之离开钱俶，转移到舞伎身上。他们也开始了相互间的交谈，一边欣赏歌舞，一边指指点点，议论评说，他们似乎已经淡忘了钱俶的存在。
直到这时，钱俶才如释重负。他也被歌舞伎们的精彩表演深深地吸引着，不由自主地用手敲打着桌案，合着乐曲的节奏。他也想到杭州，想到他的宫廷，他的舞伎，思恋和伤感又油然袭上心头。此处虽云乐，毕竟是他乡。先王为经营杭州，耗费了大量精力，杭州之美绝不亚于开封，谁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呢？
四天以后，宋太祖又传下谕旨，召钱俶和惟溶到宫苑宴射。宋太祖特别钟爱这一娱乐活动，经常与近臣宴射。有时在迎春园，有时在玉津园，建隆二年春，还颇有兴致地步出明德门，到作坊宴射。
今天宴射的场地更宽阔、更敞亮些，偌大个宫苑内草木初绿，生机盎然。给人以心旷神怡之感。宋太祖之所以选在这里，是试图让钱俶精神再轻松一些，更愉快一些，解除不必要的顾虑和烦闷。宋太祖没让任何大臣作陪，因为他看出钱俶对大臣们有些提防。
宽松的氛围和惬意的景色使钱俶为之一爽。他尽兴地饮酒谈笑，和宋太祖一起比赛射箭。他们还以小兽为活靶，兴致倍增，其乐融融。
又过了三天，宋太祖亲自到礼贤宅去看钱俶，问寒问暖，谈笑风生，仿佛没有了君臣的界限，倒像是老朋友久别重逢。经过这一番体贴、关怀之后，吴越王钱俶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先前的担心和疑虑渐渐云散。
三月，宋太祖专门下达了一纸诏书：
“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剑履上殿，或书诏不名，率由丰功，待以殊礼。今我兼其命数，用奖勋贤，辉映古今，尤为优异。咨尔吴越国王钱傲，德隆宏茂，器识深远，抚奥区于吴会，勒洪伐于宗彝。昨以江表不庭，王师致讨，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润之土宇，辅翼帝室，震叠皇灵。而乃执圭来庭，垂绅就列，罄事君之诚悫，为群后之表仪。爰峻徽章，以旌元老。可特赐剑履上殿，书诏不名。”
紧接着，三月初四，宋太祖又决定封钱俶夫人为吴越国王妃。诸宰相闻听，以为这样做不合古礼，谏阻道：“自古以来，只有同姓诸侯王妻方可封为妃，吴越为异姓诸侯，封其王妻为妃，多有不当。”他们请宋太祖慎重而行。
宋太祖颇不以为然：“势与俗化，礼与变俱，自古明君都是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令制度，各顺其宜；方便国事，未必法古，为何一定要按循古制呢？我朝制礼应以利国利民为本。若说封异姓诸侯王妻为妃史无先例，那么就从我朝开始，以示殊恩！”
宋太祖说得很果决，全无商量余地。大臣们默然无语。当天，宋太祖正式下达诏书，由钱俶的儿子惟濬将诏书带到礼贤宅。
这以后，宋太祖又数次召钱俶父子至宫苑中宴射，并令各亲王坐陪。钱俶感动得热泪交流，下拜叩谢，宋太诅令内侍将其扶起，说：“大元帅乃本朝功臣，理应如此！”
宋太祖给予钱俶如此的礼遇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也是统一天下的需要。宋朝之于吴越，国力、兵力都不处于同一层次，宋太祖若攻取吴越，真是太容易了。但他并不想这样做，他想创造另一种形式，一种不用武力达到统一的形势，试图通过特殊的恩宠、特殊的礼遇将吴越拉到自己身边，服服帖帖地接受宋王朝的统辖。这样，可以省去财力物力的消耗，免受长途征伐之苦，用和平手段达到统一。
十多年前，宋太祖制定统一大计时便有这样的想法。对后蜀、对南汉、对南唐，他都尝试着这样做过，他是在万不得已时才发兵攻讨的。这一次，宋太祖决心取得成功，他要让吴越成为一个样板，让尚未归附的北汉起而效仿。
三月下旬，宋太祖将西行洛阳。钱俶为表示对皇帝的忠诚，恳请同去。宋太祖声称怕钱俶不能承受旅途之劳，让他暂留开封。宋太祖出行的前一天，在讲武殿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召钱俶父子入宴，文武近臣作陪。席间，宋太祖关切地对钱俶说：“南北气候不同，风土各异，天暂热了，卿可暂回，早些启程！”
钱俶很感激宋太祖放行，但联想到在开封的这十多天宋太祖对他的特殊恩遇，又有些舍不得，哭着说，今后每隔三年一定来朝拜一次。宋太祖道：“吴越道路遥远，来往不易，若有此心，待俟诏旨，再来觐见吧。”
钱俶离开汴京这天，宋太祖特赐导从仪卫之物，华丽无比，从礼贤宅直排列到迎春苑。自从钱俶来京到其归国，宋太祖共赐其金器万两，白金器数万两，白金10万余两，锦绶罗细绢等丝织品40余万匹，骏马数百匹，其他器物不可胜数。
除此之外，宋太祖还赐给他一件特殊的礼品：一个封缄甚严的黄包袱。宋太祖对他说，此包暂不要打开，可在途中密观。钱俶接过这黄包袱，不禁犯了嘀咕：这包袱内究竟是春风还是雷霆？
钱俶上路了。途中，遵照宋太祖的吩咐，秘密将包袱打开，原来是一包大臣们的奏折！钱俶细细看过，内容大体都是奏请扣留钱俶的，力劝宋太祖借此机会翦灭吴越，尽取其地。钱俶冷汗直流，一方面感谢赵匡胤不加扣留，同时也更加恐惧。自此，钱俶更加小心谨慎，宋廷令他解散兵甲，命他拆除城堡，均照办不误。
钱俶从开封归来后，对宋朝更加恭顺。以前，他在功臣堂处理政务，都是在西北方就坐，现在，他却让人把座位移到西边去，说：“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违颜咫尺，俶岂敢宁居乎？”
钱俶对朝贡也更加尽心，每次的贡奉物品制作都极其精巧，运往开封时还要陈列于庭，“焚香而后遣之”，其对北宋王朝的虔敬和畏服，简直到了无以附加的程度。
这一切，正是宋太祖希望看到的，其威服政策所要达到的也正是这样的目的。至此，吴越已名存实亡，而吴越王钱俶也是徒有虚名而已。
赵匡义即位后，他被召往开封，虽然表面上仍十分优宠，但他感到必须献出吴越国土了。太平兴国三年五月，钱俶献出土地，将所辖13州、1军、86县、550680户全部纳入宋朝版册。北宋则在扬州虚设一淮海国，令他为王，但实际上仍留他在开封。吴越国至此结束。
吴越国王没有了，但钱俶日子也不轻松，寄人篱下，只能谨慎克己。同李煜不同的是，他懂得小心度日，看人家脸色行事。每天的早朝，他必定要提前赶到宫门等候。一日，风雨大作，众节度使未有一人上朝，只有钱俶父子二人，连宋太宗也怜悯万分：“卿已是中年，宜避风冷，自今入见，不须太早。”靠着这种小心谨慎，以安度余生，至端拱元年，钱俶以六十高龄病逝。
至此赵匡胤经过十余年的东征西讨，南征北伐，次第削平了荆湖、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只有北汉和吴越，尚未最后纳入宋的版图。
赵匡胤在位期间，曾3次出兵攻打北汉，虽然没有最后将其灭亡，但从军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给对手以沉重打击，为后继者灭亡北汉奠定了良好基础。
至于吴越，钱俶已在赵宋王朝实力压迫下完全臣服了。
赵匡胤要将吴越划归自己的名下，已无异于探囊取物，轻而易举了。因此，到赵匡胤去世时，全国统一的大局已定。除了辽和边疆少数地区外，中原与南方的广大区域，又聚集到了一杆大旗之下。
追根溯源，统一的局面确实来之不易。它首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有道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唐中期以来，长期韵诸侯割据，军阀混战，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动荡，耗尽了人民的膏血，所谓“天下黎民，莫非疲弊；天下州县，靡不凋残”。战火所经，田园荒芜，流离载道，白骨横野，丁日锐减。社会在战火中颤栗，民众在苦难中挣扎。饱受战争之害、流离之苦的广大民众，渴望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
频繁的战争，带来了沉重的兵役负担。广大农民被迫远离家园，脱离生产，这就直接破坏了劳动生产；各个割据势力各自为政，关卡林立，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妨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交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些政权为了自身的生存，又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经济。例如在后周时，把原来属于营田务的田地、耕牛和农具等都赐给佃户，并减免赋税，因而出现了“葺屋植树，敢致功力”的景象。在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商业贸易交流也随之增加。尽管分裂割据造成了人为的阻隔，但各地的商品交流仍在进行，而且联系日趋紧密，相互依赖日益加强，逐渐形成了以中原汴梁为中心的商业网。经济的发展最终必定要为自己的进一步发展开拓道路。各地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经济联系和交流的加强，必定要打破分裂割据的局面。
人民渴望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结束割据状态，而且为统一提供了经济基础。统一已成为时代潮流，势在必然。
登上皇位的赵匡胤，没有辜负时代的期望。他接过了柴荣的大旗，依靠后周所奠定的基础，“其处心积虑非一夕一日，在于取天下也”。凡所措置，规模宏远，造成了更大宏大的统一之势。其所作所为，使久经离乱、迫切要求安定的人民看到了希望。如担任后蜀宰相的李昊所言：“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南汉大臣邵廷瑁也多次说：“天下乱久矣，今闻真主已出，将尽有海内，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赵匡胤众望所归，“应天顺人，体元御极，战无不胜，谋无不臧”，最终实现了统一。
在贯彻先南后北战略时，赵匡胤又正确地运用了各个击破的策略，保证了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南方各政权承平日久，积弱不振，但他们拥有的总兵力却不下七、八十万，不容小视。而赵匡胤即位之初，兵力只有二十万人，除去防卫辽、北汉以及党项外，能南下作战的兵力一般只有几万人，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南方各政权本来是唇齿相依，利害攸关，但由于统治者缺乏远见，难以同舟共济。于是赵匡胤巧妙地利用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运用政治和外交手腕，进行分化，以配合军事进攻，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在具体的战争过程中，赵匡胤每战都注意周密计划，进行充分准备，尽力做到知己知彼，不打无准备之仗。进军荆南前，派卢怀忠前去了解“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从后蜀降将赵彦韬那里知悉四川地区的地形地貌，派卢多逊出使江南侦察南唐各方面的虚实。所有这些使赵匡胤对敌方情况了如指掌，因此在战争中能够指挥得当，所向克捷。
宋承五代之后，时当一统，地处必争，统一战争无疑是进步的。但人厌干戈，渴望和平。顺乎民心要求，赵匡胤在战争中实行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方针，尽量减少流血，避免伤亡。为此，实行优待降者的方针，给予各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以出路，保持其富贵，再加之以兵威，军政兼施，又打又拉，分化瓦解。从而减小了统一战争的阻力，加速了统一战争的步伐。
民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五代割据军阀为了取得士兵的支持，对士卒姑息放纵，竭尽人民膏血以填充其无底欲壑。所谓“今四方诸侯皆悬赏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则弃吾，吾安能独保此乎！”赵匡胤毕竟要高人一筹，他认识到，改朝换代，“虽云天命，实系人心”。为此，必须申明军纪，严禁部队烧杀抢掠，残害无辜。他宣布：“朕固不吝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灭蜀时，听说有一军官割掉一民妇乳房后把她残杀，赵匡胤大怒：“兴师吊伐，妇人何罪，而残忍至此，当置法以赏其冤”，因此，不顾一些人的反对，将这个军官依法处斩，悬头示众，以示惩戒。再如平定南唐时，多次派使者告诫曹彬，约束部下不要滥杀无辜。在统一战争中，“既下诸国，必先已逋欠，涤烦苛，周乏绝，雪冤滞，惠农民，拔人才，申命郡邑，反复不倦”。赵匡胤一反近世帝王的做法，申明军纪，严禁杀戮，因而大得民心。人民支持，是赵匡胤实现统一的可靠保证。所谓“得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故天下一于宋”。
与赵宋政权蒸蒸日上的情况相反，当时的各割据政权，无一例外都是昏庸腐朽。如后蜀孟昶穷奢极欲，挥霍民脂民膏；南唐李煜沉湎酒色，不理政事；南汉刘长终日与波斯女游戏宫中，全然不知世事变换。他们玩物丧志，以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君既无宏图，将也无守志，武备废弛，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宋军一到，便如秋风扫落叶，摧枯拉朽。这种局面给宋的统一提供了有利时机。所谓“彼未尝誓死以守，此未尝喋血以争”，“宋于是乘之以有功”，完成了统一使命。
统一的实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劳动人民的支持，是完成统一的决定性因素。“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时候、地方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抹煞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个人的作用。“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赵匡胤的作用正在于运用他个人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和军事上的老谋深算，并经过艰苦的努力，结束了长期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促进了统一的实现。赵匡胤卓越的才能，是统一得以完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统一的完成，结束了唐安史之乱以来200年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使饱受战争灾难的广大民众终于有了一个较为和平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为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外部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