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赵匡胤顺利地取代后周做了皇帝，可是他却难以超脱起来，全然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感觉。在他的半壁江山周围，登基称王的不在少数，有的甚至咄咄逼人，取尔代之之势。
在北方，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完全控制了河北北部燕云十六州和长城以北广大地区，久有入主中原之志，是北宋王朝的劲敌。
在西北，党项族所形成的势力正在崛起，并且开始显露出威胁中原王朝安全的苗头。
夹在两者之间的北汉政权，以太原为中心，占据山西、河北、陕西部分地区，它仰仗契丹支援，长期以来，与以前的后周和现在的宋王朝处于公开的敌对状态。
在西南，后蜀政权占据了四川全境，曾一度把势力范围扩展到汉中盆地和甘肃东南，蜀政权自后唐时期开始经营，几十年来，一直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使后蜀第二代皇帝孟昶成为五代十国时期在位最长的一任皇帝。
江淮以南，吴越政权以杭州为中心，控制了浙江和苏南的太湖流域；南唐政权经过后周的三次打击，仍控制了以金陵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地区；此外，荆南、湖南、南汉、漳泉等割据政权分别占据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地区。
军阀之间，各有固定的地盘，互有并吞之心。它们并无固定的敌友界限，今日“连横”，明日“合纵”，翻云覆雨，动荡不已。
赵匡胤从邺都投军到开封称帝，度过了十余年的军旅生涯。此间，他侍奉过两代君主，经历过多次战事，他推波助澜并亲眼目睹了郭威建周的一幕，又故伎重演使短命的后周王朝寿终正寝。后周三帝，末帝柴宗训实不足论，可是对太祖郭威和世宗柴荣，赵匡胤却始终怀有极大的敬意。这不仅仅因为二帝对赵匡胤恩泽深厚，信任有加，而是二帝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在赵匡胤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不由得肃然起敬。尤其是周世宗柴荣，在致力于整顿改革的同时念念不忘统一大业，亲冒锋镝，征战无休，屡奏捷音，令人叹服。
可惜的是，他英年早逝，壮志未酬。
赵匡胤不是后周王朝的继承人，可他在称帝伊始也像柴荣那样立下了削平天下的志向，决心继承柴荣未竟事业。在赵匡胤看来，这不仅仅是一种事业的延续，而且是新王朝的需要。唐末以来200多年大分裂迟滞了社会的发展，阻碍了经济文化的繁荣，而这种局面的继续存在必将严重地威胁大宋新王朝的安全，这是赵匡胤决不愿看到的。
环顾四周，赵匡胤深感局势的严峻，他曾对赵普说：“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这句话，道出了赵匡胤的深深忧虑。
赵匡胤在立志统一天下的时候，不禁想起了当初周世宗柴荣制定进取大策的情景。
公元955年，即位不久的周世宗命群臣计议统一之策。“时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对少有可取者”，但比部郎中王朴的一篇《平边策》却深得柴荣的赏识。
王朴开宗明义，提出“攻取之道，从易者始”。他认为：“当今吴国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必奔走而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矣。”他提出首先攻取南唐的江北地区，“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不难而平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但亦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
比部郎中的建策，句句切中要害，清如泉水，整篇建议，要点是非常明确的：
一、在总体战略中贯彻“先易后难”的原则。
二、在具体步骤上，应先取江南，再下岭南、巴蜀；南方既定，移兵攻取燕云，最后以强兵制服北汉。
三、在战术上，应避实击虚，避强击弱。
四、在策略上，应分别对待，先诱以恩信，后制以强兵。
这个著名的建议，被概括为“先南后北”策略，得到周世宗的赞同。不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根据形势的变化作了一些修订。周世宗首先攻取了后蜀的秦、凤、阶、成四州之地。连续两年用兵淮南，于显德五年三月收取了南唐在长江以北的全部土地。但是，按照“先南后北”的战略，周世宗此时应当乘胜攻灭南唐，可实际上，他却在接受南唐降号称藩之后，于四月间班师北返。转而亲率三军直捣幽燕，北上攻取关南之地，直到身染重病，被迫班师回京。
当时，赵匡胤29岁，任职殿前都虞侯，领严州刺史，他十分赞赏王朴的深谋大略，更钦佩周世宗的果断决策，现在，当他也像当年周世宗那样矢志统一的时候，多么渴盼能有王朴这样的近臣为他出谋划策！遗憾的是，斯人已去，往者已矣，赵匡胤的心头不免袭上几分伤感，几分落寂。
在赵匡胤眼里，后周臣僚，也即昔日的同事中，能得到他敬重的人不多，而王朴却是一个。赵匡胤曾坦言：“此人若在，朕不得着此袍。”老辣的赵匡胤对王朴如此敬畏，在统一问题上，对王朴提出的“先南后北”战略，不会意气用事地将它完全舍弃。特别是他作为这一战略目标的主要实施者，对其中的得失体会应当多于常人。
不过，赵匡胤在采取何种统一方针上还是颇费周章，一时难以决定。或许是从周世宗身上受到启发，赵匡胤也打算遍询近臣，集思广益。他首先向被他亲切地以“附马”呼之的武胜军节度使张永德密访进攻北汉之策，张永德以为不妥，原因是，北汉兵虽少，但很强悍，“加以契丹为援，未易取也”。他的想法是，“每岁多设游兵，扰其农事”，再“发间以谍契丹，绝其援”。对此骚扰离间之计，赵匡胤表示赞同，不过一时未决。
此后，在一次宴会上，赵匡胤又对宰相魏仁浦说起打算攻打北汉之事，魏仁浦回答说：“欲速不达，惟陛下慎之。”这番话，引起了赵匡胤的深思。
在平灭李筠之后，宋太祖曾以用兵河东事召见了华州团练使张晖，张晖主张，鉴于泽、潞战争创伤尚未恢复，军务复兴，恐不堪命，不如收兵育民，等时机成熟再图进取。
由此看来，宋太祖赵匡胤在制定统一大计的过程中，曾一度欲将北汉作为首要的进攻方向，然而，经过多次征询朝臣的意见和深思熟虑之后，他渐改初衷，开始了对统一方略的通盘设计。
宋太祖最终定下决心是在走访了谋臣权相赵普之后。
当年十一月，李重进的反叛得以平定，统一战略问题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一天夜晚，赵匡胤和弟弟殿前都虞侯赵匡义踏着漫天大雪敲开了赵普家门。皇帝雪夜来访，赵普深为惊异，询问原因，赵匡胤如实相告：“一榻之外，皆他人家，难以入睡。”于是三人席地而坐，商议统一之策。赵匡胤称：“吾欲收太原。”
赵普听罢，猛地愣住了。他用惊异的眼光看看赵匡胤，道：“陛下何有此想？非臣所知也！”
赵匡胤忙问其故，赵普道：“陛下欲先攻太原，臣以为大不可。太原势强，一时难下，况太原当西北二边，即便一举攻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依臣之见，莫不如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待削平南方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
赵匡胤道：“卿言之有理。朕曾言王朴谢世，谋臣绝矣，今闻爱卿一席话，岂非王朴再生！”
赵普道：“臣不敢妄比王朴，愿效赤诚而已。陛下推重王朴，想必是因那篇誉满天下的《平边策》，但陛下却欲先收太原，此与王朴之谋可谓南辕北辙，臣实不解也！”
赵普所持理由，实际上也是赵匡胤长期考虑的一个难题，是张永德和张晖等人想说而未说出的一层忧虑。所以，首攻北汉的用兵设想，赵匡胤正式将它放弃了。
但是，他又不愿在赵普面前丢了面子，便故作坦然之态，笑道：“吾意正与卿同，姑且试卿耳。”赵普道：“陛下神武，愚臣远不及也！”
一席长谈，确定了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当然，一个关系到赵宋千秋大业的战略方针，不可能就这样简单而富有戏剧性地制定出来。而是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反复求证，才最终形成的。早在赵匡胤即位不久，就开始“密访策略”，就统一方针问题广泛征求臣僚们的意见。当时的官员大半不赞成先攻北边，而主张应兵锋南指。正是因为他们的建议，才促使赵匡胤定下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
这个战略方针的制定，根基于赵匡胤君臣对当时各方实力的冷峻思考。战争，首先是交战各方军事力量的竞赛。宋王朝建立之时，神州大地依旧是四分五裂，政权鼎峙。宋和辽虽然都是力量最强的政权，可就辽和宋的力量对比而言，辽的经济、军事实力又显然占据了优势。仅从军力方面讲，辽有军队30万，以擅长骑射的骑兵为主力；宋初军队只有19.3万人，其中步兵占大多数。在燕山以南华北的旷野平原上作战，辽军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兵种构成上，均处于有利地位。再看北汉，兵力不多，却精悍无比，又有辽朝作为后盾，也不是可以轻取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将兵锋北向，不仅毫无取胜的把握，弄不好还有可能损兵折将，动摇新建宋王朝的根基。对此，赵匡胤不能不认真考虑。
战争，还是双方经济实力的较量。没有雄厚的财力作保障，要支撑长期战争，完成国家统一，也不过是一句欺人的大话。赵宋政权虽有后周所奠定的良好基础，不过中原地区自唐中叶以来，兵连祸结，战乱不断，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恢复和发展生产，增强财力，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办到的。而这个时期的南方，虽也有政权的更迭和军事上的冲突杀伐，但时间较短，规模也较小，有些地方甚至几十年干戈不及，对社会经济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破坏。加上由于累朝的人口南移，地力开发，经济重心转到南方，南方的经济实力胜过北方。更重要的是，南方各政权政治腐败，军力衰弱，容易攻取。在上述情况下，赵匡胤选择了南方，不过是顺理成章，形势使然。
先南后北的战略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呢？赵匡胤本人对此作过较为完整的表述，他说：“中原地区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国库空虚。必先取巴蜀，其次取广南、江南。这样，国家储藏才能富饶。北汉与辽接壤，如先攻取北汉，那么辽国之患，就会由我独自承担，还不如先让他苟延残喘，作为我们的屏障，等到我财用富饶后，再攻取它，为时不晚。”这一战略的着眼点是先弱后强，也就是先易后难，北守南攻，待取得南方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后，再集中力量对付北面的强敌。当然，任何战略方针的制定，都离不开当时的环境和主客观方面的条件，同时，也会随情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赵匡胤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视当时的情况进行了不断的调整。
战略已经制定，余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付诸实施了。荆湖地区的武平和南平割据势力，成为赵匡胤牛刀小试的初选对象。
